与梁世雄见面只谈艺术不谈家事，容庚曾言——
在容庚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每天晚上都会认真地叠那条白色的夹被，嘴里念叨着“这是我的字帖，我要好好保存”。与其说这是容老下意识的行为，不如说这是一代宗师弥留之际对文化的最后眷恋。
1958年，中南美专搬到广州之后，正式成立广州美术学院。梁世雄作为老师跟随学校来到广州工作，但仅结婚两年的妻子容璞并没有及时回来。
来到广州之后，梁世雄的头等大事便是拜见岳父容庚。“之前作为同学曾去家里见过容老，但那么多人，他未必能记得我。”在他眼里，容老是一位高山仰止的大学问家，且又首次以女婿的身份见容老，他内心多少有些紧张。
从美院老校区走到中大康乐园，梁世雄叩响了容老的房门，迎来的是两位老人和蔼的笑容。对于这次拜访经历，梁世雄印象最深刻的是容老与其不停地谈艺术，而鲜问家庭诸事。
见面就谈艺术而不聊家事的习惯，一直贯穿着梁世雄与容庚的交往史。
“对于艺术问题他从来不留情面”
有一段时间，他天天直接待在容庚的家里，对着巨然的一幅长卷孜孜不倦地临摹。长期的耳濡目染，容庚自然对梁世雄的艺术观念起到了重大影响，国画家一定要重视书法，就是其中一条。
“对于艺术问题，他从来不留情面，都是直言快语。我第一次拿国画请他指导的时候，他就毫不客气地说‘画还可以，但字不行’。”梁世雄清晰记得容庚对他作的一场训诫：“纵观历代画家，有大成就者书法功底也非常了得，而书法不过关的画家则往往很难成大名家。”由此，梁世雄开始发愤练字，甚至一个时期练字的时间要远远多于作画的时间。
容老家里收藏了诸多碑帖，允许梁世雄随便挑选，这为他提供了他人难以企及的极大便利。“他对我强调，学书法就要选那些自己喜欢的、和自己心性相符合的碑帖，不用管到底是哪家哪派，到底是何种字体。他建议练字不一定从楷书、行书入手，也不一定言必称王羲之、颜真卿。当然，这有个前提，碑帖的水准要高。”梁世雄在他的指引下，就选择了李北海、米芾、文征明、三希堂法帖，并发力训练。
几个月之后，梁世雄抱着一大摞的书法习作求容老的指点。“这还差不多。”容老的脸上终于露出欣慰的笑容。能得到容老的亲炙，梁世雄书艺精进。观其书法，线条劲健，章法开合有度，风致飘逸，又不失文人之趣。
书法与国画相得益彰，线条的锤炼又大大增强了国画的表现力，这让梁世雄进一步坚信了“书画同源”的深意。“其实岭南画家一向不太注重书法的训练，这成了岭南绘画发展的瓶颈。”鉴于此，梁世雄在教学中始终重视对学生书法训练的引导，并有意识地将此推广开来。上世纪80年代，他在任广美国画系主任的时候，就力主在招考环节加考书法一科，书法好的学生可优先录取。同时，他还倡议成立书法研究室，推举尚涛老师负责。
所谓薪火相传，大抵说的就是梁世雄这样的艺坛前辈。
与商承祚“不过是故意闹点意气”
梁世雄是岭南山水大家黎雄才的得意弟子，不但在中南美专时得恩师真传，也在其后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辅佐恩师左右。上世纪50至60年代，在领袖意志与意识形态主导的中国画坛，人物画备受推崇，梁世雄难免受时风影响，本已决定主攻人物画。但在黎雄才的劝导下，最终以山水画为毕生志业。上世纪90年代初，已八十高龄的黎雄才去日本写生，随从去的也正是梁世雄夫妇。
或许是天生注定的缘分，恩师黎雄才与岳父容庚情谊甚笃，“两个人特别合得来”。“容老就常骑自行车到美院专门找黎老聊天，只要在一起好似有谈不完的话题。黎老叹服容老的学问，容老对黎老也非常尊重，佩服其用功的精神。”梁世雄说，容老与黎老还会“聊发少年狂”，到海珠桥进行骑自行车比赛，较劲谁更能爬坡。
在中山大学，在岭南乃至中国学术界，提起容庚就不得不说另一位大家商承祚先生。两人堪称古文字研究领域的双子星，但后人关于两人学术水准孰高孰低、书法造诣谁更高一筹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甚至坊间还流传两人不合的说法。对此，容璞解释说，其实两人自1922年在北大结识，彼此一直奉对方为挚友。“当然，两人晚年有针尖对麦芒的时候，爸爸有什么提议，商老会有意反对；而商老有什么意见，爸爸也会提相左的说法。其实，两人并不是真的水火不相容，不过是故意像小孩子一样闹点意气罢了。”对于后人的诸多说法，容璞表示，更多的是夸张与演绎的成分。
梁世雄与商老家人之间亦有不得不说的一段缘分。上世纪60年代初，梁世雄接到容老的一个命题作文，去画家乡东莞的民俗风情，他就画了一张农民编草席的情景。画作完成后，容老给予赞赏。“他可能是出于鼓励我的心思，就找了商老的父亲商衍鎏先生给这张画题款。”商衍鎏是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探花，容老能找到这样的老先生给女婿的画题款，似乎也能说明容老与商老关系之亲密。
在与梁世雄的交谈中，记者也无意听到商老与黎老之间的一些趣事，不妨插播记之。有一次两人聊天，说到绘画落款的问题，商老执意表示画家落款一定要写姓，批评黎老通常以“雄才”行之，“有失草率，不合规范”；而黎老则直接反问“哪有这样的规定”。两人吵得难分难解，商老直接说“雄才”的落款是“鸡寸”，而黎老则反击称商老的落款是“商承诈”。
“其实，他们关系好得很，这种斗嘴也不过是呈现了天真之趣。”梁世雄同时不免遗憾地说，随着容老、商老、黎老等先贤远去，文化人身上的纯粹与天真、矜持与担当，也终成历史的绝响。
“我们那一代根本没名门的感觉”
每天凌晨5时，容庚准时起床工作，有时一待便是一天。他书房俨然是一个小型的图书馆，书籍及藏品一向整洁有序，乐意有人翻阅或借出，但必须摆放规整、爱护有加。作为著名学者，这种工作上的勤恳与谨严态度，在孩子们的心里留下了莫大影响。
在容璞的记忆里，父亲自己的生活一向朴素。每个月的工资，他会分一半给母亲料理家事，另一半则自己留着买入心仪的玩物。“为了满足自己的雅好，他可以大笔‘挥霍’,但对自己都是节衣缩食。”在容璞的印象里，容庚常年都是两套衣服，冬天就是一套蓝色的中山装，到了夏天就是一套白布的唐装衫。多年前，她还曾捐过一件容老穿了60年的冬天的棉长衫。
容庚对物质生活从不讲究，也直接影响到他的孩子。容璞小时候念的是教会学校，校方规定学生必须穿制服，女孩子要穿蓝布长衫。“我和我妹妹只差一年，当时家里没有钱买，爸爸就让我将他自己的一件蓝布长衫改成两件给我们穿，导致同学都笑话我们。所以，我们那一代根本就没有什么名门的感觉。”在容璞眼里，父亲的影响多是自然而然的工作与生活习性，而非刻意地去教导、去批评。“不过父亲要是真的发起脾气来，真是很吓人。所以我们很小的时候都怕他。”容璞直到结婚成家之后，才敢和父亲平视对谈。
在容璞眼里，父亲对自己的孩子要求严格，对学生的态度却热情得多。“直到80岁，他还经常到研究生宿舍去看他的学生；有一些业余的学生来拜访他，无论年长年少，他总会亲自送下楼去。”这种强烈的反差甚至有时让幼年的容璞难以理解。
让容璞想不到的是，父亲还是一位坚定地抵制日货的爱国分子。“我是搞美术的，当时很喜欢一些日本的小玩具，非常精致，但是买回来之后我爸会很生气，勒令我烧掉它们，绝对不许我们再买日本的东西。”容璞说，1937年日军攻打卢沟桥时，父亲就是燕京大学的抗日委员会主席，对日军侵华的诸多细节一直记忆犹新，常怀切肤之痛。
1983年，90岁的容庚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春天。在那个春天里，虽卧床不起，但他仍关心国家大事，仍坚持读报刊。“他眼力好，到老了看报纸都不用戴眼镜。”容老读报纸的习惯让梁世雄记忆深刻。
容老因为过年的时候摔了一跤，粉碎性骨折，之后就再也起不来。容璞和她的兄弟姐妹轮流照顾父亲，看到父亲脊柱下面的骨头都露出来了，都揪心不已，但父亲却从不喊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