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民书法作品
一个人书风的形成、书艺上的成就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从书法家群体来讲，很多因素是带有共性的，但在共性中又存在个体差异，这便是个性。一个人先天的性情和后天的塑造，会成就一条独特的书学之路，这条路只可能相近，但绝没有重合。
书法既然有法，就必然要有师传。1980年，笔者考上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治系后和同学们组成“校学生书法协会”
，在游寿、周齐、王大安的指导下开展活动。三位先生使我在书法理论和书法实践上产生质的飞跃。从盲目学习到系统有目的去研究，这个过程让我深感师承的重要性。因为中国传统书法的遗存浩如烟海，从何处下手，沿着什么路子前进，对于每一位学书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开始习字时，往往由于自己阅历和知识的局限而无所适从，如果有高明老师指点，就会解决以上的问题，正如康有为所认为的，学习书法必须有“通人”指路。
游寿的书法师承胡小石先生，胡小石又是李瑞清先生的高足，从李瑞清到游寿，其书法理论和书法实践是有一个系统体系的。在游寿的指导下，笔者从24岁起便踏上了“金石书派”的道路。
在师承之外，性情是形成书法家书风的重要因素。人与生俱来的秉性、生活环境和历史文化的影响，造就了一个人的性情，一个人的性情决定了他的书风。人之性情有耿直、大气、委婉、细腻，但没有好坏之分。不同的性情决定了书者崇尚书风的不同，性情耿直大气的人偏爱朴拙、大气的；性情委婉的人偏爱流美、精巧的。但也有相反的情况，那是特例。
但人的性情是可以不断提高和完善的，所以，需要不断地修养自己。修养自己的第一要素是要有榜样。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向谁学习，古之先贤是一面镜子，未必要达到先贤的地位和名气，主要是学习他们的“道”和“德”
。之后便是读书。读书是一种追求、一种选择、一种乐趣。要有目的地读，书读得多了，气格也就高了，对问题的认识也就更加深入了。除此之外，还要有时代气息。这种气息应反映时代的主流、先进的思想意识，这与怀旧情愫不矛盾。怀旧的是文化现象和心理现象，同时也是反思。但这些现象的本质和目的就是要推进社会前进，所以，一个人也好，一个人的书风也好，都要有时代气息。
碑学与帖学是书学范畴中的两大体系，明朝以前只有碑而无碑学。有清一代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人力倡碑学，身体力行；又有何绍基、赵之谦、李瑞清等人的合力驱使，使碑学这艘巨轮乘风破浪，一往无前，直至今日势头依然不减。
李瑞清是清末民初书坛的碑学大师，在中国近现代书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这一书派的书法家与其他碑学书家不同的是，不仅习碑、而且学帖，碑帖并究、以碑化帖。李瑞清的行草书多从“二王”及王铎而来，胡小石以碑之笔法习“二王”及黄山谷，游寿则是注重从碑的行书用笔及黄山谷、米芾书中求其翻飞笔意。此外，李瑞清、胡小石、游寿都很注重简书。所以他们走了这条以简书入行的路子。笔者以为行草书最能体现书者的心灵和情绪，但并不赞同以帖入碑，而是主张以碑化帖。
《老子》中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但笔者这里讲的“玄”
，不完全是老子的本意，而是与“实”相对的，不符合实际的意思。书法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体现，是社会风尚的外化，是社会文化的聚焦点。为了提高书法艺术在各艺术门类中的地位而将其说成“玄乎其玄”
，脱离了书法艺术所依附的大的社会背景，就会失去意义。
书法是一门实践的艺术。它的理论与实践应紧密结合，不断提高，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所以要从“实”处着手，但做好这个“实”字并非易事：一是要注重功力。一个有学养和品德高尚的人，欲将学养和品德外化成书法艺术，需要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就是功力。学养和品德俱高者，如果缺少刻苦训练，也不会创作出好作品。二是要注意创作心态。要正确地对待世风、书风，正确地对待别人和自己，这样写起字来才会有浩然之气、庙堂之气和郁郁芊芊的书卷之气。三是要有创新意识。创新要与时代相契合，要有时代风貌，寻找到传统功力与现代意识的最佳结合点。在寻找这个结合点时，允许任何形式的探索，允许充分地讨论研究，因为艺术的创新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气氛中才能实现。
书法是中国传统艺术中从事人员较多、受众面较广，且易被人接纳却又不易被人深入理解的艺术。在书法艺术中，“浅显”与“深奥”同时存在，若想在书法艺术上取得成功，需要思想与品德、民族与文化、历史与环境诸多养分的滋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