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当口，两位闻名于“八五”时期的艺术家，约定用同一种创作形式，进行一场关注“人”生存状态的艺术创造行为，这无疑是近三十年前艺术思潮中充盈的人文关怀于当下的隐性延续。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肖丰先生创作的油画作品《风化的焦虑》系列开始，观众便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肖丰先生对中国历史以及对当时社会境遇的思考和忧虑，这可能是肖丰先生之后坚持自许“视觉知识分子”身份的思想基础——艺术必须对社会思潮产生积极的推动，而不是将其拽入无意识的狂欢。
对社会和人性解放的关注在顾雄先生早期的创作中不乏显现，作为八十年代中国西南地区新潮美术运动中最早且最活跃的艺术家代表之一，出于对沈从文《边城》的痴迷，顾雄先生以一批描绘湘西的系列作品崭露头角。八十年代中期于异国他乡的短暂学习经历使他的创作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回国后，顾雄先生的创作便呈现出与当时西南艺术圈迥异的意图——当“乡土中国”的唯美营造还处于彼处艺术界主流时，顾雄先生已经开始在作品中开展对文化冲突和文化身份的反思，开始介入作为个体的“人”与庞大社会关系网络之间的共鸣与矛盾问题。
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终极人文关怀”的理想破灭，两位艺术家在甚短的时期内都陷入略显纷乱的无头绪中，都尝试于理想时代的艺术理想崩溃后，寻觅出新的人性解救的艺术手段。精神动荡的艺术创作不免会带有“救命绳”般的杂烩感和不确定感，肖丰先生试图转向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中寻觅得救之道，因此在他当时一些运用综合材料创作的作品中，观众经常能看到中国传统图像与宗教词汇“拼盘式”展现的综合体——在紊乱的图像、文字布局中，观众能够跟随自身的生活体验，搜寻作品中蕴含的慰藉能量；而顾雄先生选择了去太平洋彼岸去体验另一种观看世界和自己的角度，他从海外华裔的生存状态中，继续搜集他曾有关社会和个人的艺术思考的素材，而且这种思考正因为处于异域文化的笼罩中，更衬托出某种历史的沉淀和悲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