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一词常是历史研究中的必要概念，与字面意思不同，这里的“语境”更多地指向一种非语言因素，在文字中我们经常用上下文方式来交代。在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的发展中，从“美术”一词的引入中国到现代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再次被学习，当代艺术有着一条从文字到语言、从封闭到开放、从不能到可能的转换，这形成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艺术发展脉络的基本语境。
经过这三十年的当代艺术发展，再加上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市场经济的推动，拍卖神话与偶像不断地产生，曾经反体制的代表人物有意无意地成功塑造了新的“体制”，恰如以色列人不顾摩西《十诫》的劝阻而塑造崇拜物。当我们反观历史，对过去的每个阶段总能给予线条式的概括，的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与90年代的改革开放更像是一种口号式的硬着陆，吸纳与修正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规范。而被问及对今天的概括时，所有人都难以给出准确的答案——或者不愿给出。
在当下，现实的环境往往是被诟病的，对现实的各种不满与无奈，大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悲愁之情，但物质生活的满足似乎将这些问题迎刃而解，既然不能兼济天下，不如好好独善其身。这样的想法在中国产生并不奇怪，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在方方面面都有西方国家作为对比，这种比较自然让人看清楚差距——制度不完善、价值观不同、民众素质差异，于是在“地球村”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他国的语境似乎和谐统一了。但问题的根本在于地域差异所造成的独特性以及地缘政治的差异化，当回顾历史诸多经典文学或艺术作品时，作者与众不同的独特背景往往是其创作的来源。我们或许在羡慕着别人的制度，而西方的创作者可能正在羡慕你所处的环境。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规范是一种模式，混乱同样是一种模式，盲目评价孰好孰坏没有意义，这里着重要讨论的是可能性的问题，在两种模式下都存在着诸多可能性，只不过显现的形式不同而已。本世纪初，多位远居国外的中国艺术家回国，曾引发艺术界的讨论，在艺术家本人对回国意图进行完整的阐述之前，任何一种解释都无可厚非，但理想主义的问题摆了出来——为什么他们从我们渴望的西方回到东方？这并不存在民族主义的猜忌，对艺术创作来讲，换一个地方可能会更了解自己之前与现在的语境，以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后的空欢喜。
与其重塑偶像不如坚持上帝已死，在日常生活中，中国电子商务界传奇人物马云对我们生活的改变是巨大的，一根网线连接着两个可以交叉的世界并不足为奇，关键在于将平等权交给个体的一端而非集体，让网友摆脱了千里马无数、伯乐难寻的“世人解听不解赏，长飚风中自来往”（李欣《听安万善出筚篥歌》）境界。试图以网络为媒介寻找真正的平等这种想法在今天不足为奇，因为现在其实就是未来，坚持明天才是未来其实是活在一个被昨天占据着的温水煮的过去之中，同样也是一种没有自我的怪胎。比起找寻千里马与伯乐，真正应该找寻的是自我。
21世纪以来，在重新构建公共秩序与社会规则的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的人生被不断地拉长以致很容易对未来迷茫、失去信心。在现有体制不变的前提下，新的社会细胞在增多，在艺术领域不论新型美术馆、基金会、国际艺术展览都在克服种种困难，以新规则彰显自己价值和主张。“后语境”这个词看似深奥，其实不过是一种更强调主体内在线索发展的成长方式，或者说是主体对环境有一定自由度的选择空间，社会群体不再因统一的社会语境形成相似人格。这个概念并非针对整体提出，而是更多地表现与个体及一定范围内的集体。今天的后语境社会有多元的形态，同时又拥有着国际文化背景，在现代与后现代的交织下，再加之自身的文化传统，使得文化语境形成了新的变化。中国的今天或许正是无数外围创作者所羡慕的社会生态，无论是体制、略有症状的后殖民还是后现代，最为特殊的是还同样拥有着古典文化与现代语境以及1949年以来及1978年以来所形成的新制度与当代艺术传统。在这种种语境交织下，后语境实际是一种新语境，它仅仅是一种强调非一元中心的文化表征，而这种新语境的关键在于放弃神话、相信回归自我，在于将今天的自我——非以昨日标准生活的——当作未来来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