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书法自觉意识的当代意义

李泽厚先生说：“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都经历转折。这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所带来的。” “经历转折”就是在哲学打破了汉代儒学的大一统局面，在宗教上打破了名教大一统的秩序，在文艺上开启了“人的觉醒”。正因为“人的觉醒”，魏晋时代正如宗白华先生说：“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在这个似乎毫无归宿的政治纷乱的时代，人们经受着种种巨大的痛苦：战争的频仍、时代的更迭、权威的迷失、礼教的沉沦，而这些却带来了思想的转机。人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失去了统治者的行政干预，魏晋士人通过对传统价值的批判萌发着玄学的兴起。在这种基础上，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思潮恰好放映在文艺思潮上。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书法的自觉来源于诗文的自觉，诗文的自觉来源于人的自觉，而这些“自觉”可谓一脉相承。书法的自觉随着就带来了书法的革命。从过去的实用上升到“为艺术而艺术”，换句话说，也就是“为书法而书法”。一旦书法家们掌握了书法给他们带来的审美喜悦，那么流露到他们笔端的书法作品便成为他们精神寄托的载体。也就是说，此时的书法创作将等同于甚至超越了诗文的创作对书法家寄托精神的意义。

魏晋书法承汉之余绪，又极富创造活力，是书法史上的里程碑，奠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方向。魏晋书法规隋唐之法，开两宋之意，启元明之态，促清民（国）之朴，深刻地影响了历代书法并影响着当代书法的发展。
当代书法的发展经历着迷茫、激情、争辩，如何使当代书法更好地冲出迷茫的重围找准历史的基点？如何使当代书法更好地摆脱暂时的激情找寻正在迷失的“文气”？如何使当代书法更好地跳出争辩的怪圈让百花竞放？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只有一个不容否定的办法，那就是：深入传统，正视当代。而传统又从哪里找寻？从哪里开始？从传统里找什么？

在文艺发展史上，往往先产生文艺作品，后从作品中总结、抽绎出文艺理论。书法的发展也是如此。从汉末赵壹的《非草书》可以看出，当时的书法家们“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几十年后的魏晋书法家也大抵如此。虽然形容夸张，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当时的“书法家”对技法的追求可谓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显然，对技法追求的精神直接导致了技法意识上的自觉。

到了西晋初期，书法技法上逐渐成熟，尤其是钟繇的楷书对书法的贡献。实际上，钟繇的意义正在于对技法改造的贡献，也就是对书法技法自觉意识的确认和实践。而钟本人在其书法成熟之时却身居高位，他本人在书法上的自觉并不明显。

技法的自觉意识显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一直在一步步被确认。随后卫门书风的发展，最终到二王书风的形成，把技法自觉的意识推到了新的高峰。尤其是王羲之对前人笔法、字法的利用、改造以及整合，加之王羲之对自己书法的自信以及书法作品价值的确认充分反映了技法自觉的高度。

显然，书法自觉的意识在魏晋之后的历代书法家心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从而开启了唐、宋、元、明、清等一个又一个新的时代。当代书法对笔法、字法上的追求不可谓不丰富，但始终缺乏开创性的改造。对笔法形式的过分追求使得笔法简单化、机械化，字法结构上的变形、夸张的过分追求使得字法庸俗化、变态化。我们不断对传统的精确复制和机械变形能否给我们带来新的出路？显然不能。书法的自觉关键在于意识上的自觉，通过深入传统准确地把握历代技法的流演，分析技法流演背后深层次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因素，才能透视当代书法的生态环境，从而把握时代特征，贯穿到作品中去，才能创造出富有时代精神的传世之作。

书法技法上的自觉引导了理论上的自觉，而书学理论上的自觉又得益于文学上的自觉。在汉代，文学常常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并且，当时“书法”是传播经学、处理政务的唯一途径，也常常作为经学和文学的附庸而存在，这是因为从事书法创作的书法家们的主要身份还是为官，主要兴趣点依然在文学和诗词。魏晋文学创作意识的自觉，书法技法的自觉以及充分发展，为魏晋书学理论铺就了道路。魏晋虽然并不存在专门的书法理论家，但理论意识的自觉恰在这一时期得到展开的。《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一书中谈道：“中国书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书学概念和论书的基本范式，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和确立。”

魏晋时期的重要的书法论著如卫恒《四体书势》叙述了古文、篆、隶、草四体的起源兼及遗事，并附有赞辞，全文被《晋书·卫恒传》全文收录；还有据传钟繇作《笔法》，卫夫人作《笔阵图》，王羲之作《自论书》、《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笔势论十二章并序》等。如：

观其挫笔缀墨，用心专精，势和体均，发止无间。……是故远而望之，若翔风厉水，清波涟漪，就而察之，有若自然。……鹄宜为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也。……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四体书势》）

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见万象皆类之。（《笔法》）
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自论书》）

以上从魏晋书论中抽出的只言片语却从多个角度提出了书学美学如“势”、“自然”、“美”、“意”、“妙”等重要范畴，书法批评如“纯俭之变，岂必古式”的呐喊，书法鉴赏如“点画之间皆有意”等欣赏视角……通过上述的简要理解，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书法家们在苦苦求索笔法、变革古法的同时也在不断完善书学理论，从而从更高层次理解书法的价值。

正因为魏晋开启了书学理论自觉的思辨，深刻地影响了历代书学理论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唐代书学理论的繁荣直到晚清书学理论总结的完成。而反观当代，虽然书学著述颇丰，但真正能够影响到当代书法家创作的著作似乎太少。很多著作缺乏体系和思辨，仅仅做了简单的整理和罗列，或者直接嫁接了西方的概念，并未提出富有时代价值的美学主张。很多人提出当代书法家应学者化，而学者化的现实让大部分的书法学者们无暇关注自身技法的锤炼，使得“技”与“道”分离，而专事于“技”的书法家们却无暇或没有能力去把握理论，导致了书法学者和书法家的分工的精细化。精细化的后果将是理论出现学究气，无法指导技法；技法出现简单化，无法上升到理论。二者的进一步分离可能导致书法学者在堆砌的词藻中打转，书法家们在简单地复制笔法的形态中转圈。而我们忧虑的情况似乎在进一步恶化，如何跳出分工的怪圈？唯一的办法还是要从主体本身入手，尤其是书法学者肩负着比书法家更艰巨的任务。

在当代社会多元化发展的今天，用传统文化来理解、诠释当代文化的内涵显然是不合适的。但对于书法，作为中国文化开放化环境中的最后一块壁垒虽然受到了新的冲击，但透过这些看似猛烈冲击的背后，我们发现这些仅仅是对书法形体或者书法外在现象的冲击，书法的精神内核始终没有变化，依然牢固根植在传统文化的沃土中。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启示：作为书法工作者，我们还需要自觉地把书法作为灵魂的归宿，排除外界的干扰，静心读书、思考，置身于热闹、繁荣的现象之外，依据书法的发展轨迹深入到文化传统中去，努力探索“技”与“道”的结合点，努力寻求历史传统和时代精神的契合点，从而开创书法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