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廓摹·摹填·单廓——漫谈古代摹书方法的起源

书法作品属于视觉艺术品，真迹唯独这一件，因收藏、观赏、学习的需要，须制作复制品。中国古代书法作品的复制品，称作“摹本”或“拓本”。摹本产生于何时？难以确考。南朝刘宋虞龢亲见秘府所藏三国时期魏国书法家钟繇的“拓书”697字，为晋代时制作，这是文献记载最早的名家书迹的摹本。

古代制作复制品的方法是摹（或拓），“摹本”是因制作方法而得名。怎样摹？唐以前书学文献的记载极少。南朝梁茅山道教领袖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约529年）使用的“比廓摹”、“摹填”、“单廓”这三个词语，较早全面而准确地概括出摹拓的方法。（书启的写作时间与基本内容，详见张天弓《关于梁武帝、陶弘景论书启及其相关问题》，载《书法丛刊》2004年第1期）

“摹”的本义是规矩、法度，《说文解字》：“摹、规也”；引申为依照规矩、法度而摹仿，包括典章、礼仪、行为、制作等。与文字书法相关的“摹”，首先是印章与刻石。东汉班固（32~92年）《汉书·艺文志》：“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意思是说，通晓古今文字，用“秦八体”之一的“缪篆”仿制印章，所以“缪篆”又称为“摹篆”。《说文解字序》即是称“缪篆”为“摹篆”。“摹印章”之“摹”，泛指制作印章，但实际制作会涉及复制字样，即打印稿与刻印（或铸印）。刻石也是如此，先书丹上石，然后镌刻文字。印章、刻石的复制字样，当时的详情未见记载，但可从今日刻印、刻碑的刀法去推想。复制字样会关注字样的边廓，这对制作书迹的摹本应该有所启发。实际上拓印、拓碑的启发更直接，但汉晋间有无拓碑尚有争议（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魏石经考四》以为，“自汉至晋之中叶，尚无拓墨之法“，又据《隋书·经籍志》所载隋朝秘藏石经拓本，推断为“六朝旧拓”，第60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暂且不论，不过钤印的启发作用应是没有疑问的，今存最早的钤印，是在敦煌发现的东汉前期绢帛上的黑色印文。（见钱存训《书于竹帛》第4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还有学习书法。临写法书是最重要的学习途径。刘宋范晔（389~445年）《后汉书·蔡邕传》：熹平石经“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同“辆”），填塞街陌”。这“摹写”是指依照碑文临写，主要是为了抄写儒家经文，当然也有临仿经文的隶书。学习书法的临写或临摹，在仿真上再前进一步，就是制作摹本。

魏晋南北朝，“摹”的仿效意义比较宽泛，摹与被摹之间在相似性上没有什么严格的规定，这给我们准确判别书画的“摹”带来一定困难。所以，考察古代摹本的起源，核心的问题是探寻摹拓的方法。

文献记载，真正制作摹本首先是在绘画。东晋庾阐说过，东晋明帝（323~326年在位）“雅好佛道，手摹灵像”。东晋王羲之（303~361年）书札也提到过“摹”画。我们很难判断这个“摹”是不是真正制作复制品。东晋画家顾恺之（约345~407年）《魏晋胜流画赞》首次记叙了摹画的方法：

“以素摹素，当正掩二素，任其自正，而下镇使莫动其正。笔在前运而眼向前视者，则新画近我矣；可常使眼临笔止，隔纸素一重，则所摹之本远我耳。则一摩积弥小矣。可令新迹掩本迹而防其近内、防内。”

意思是说，其一，原画的材料是绢素，摹本也用绢素。其二，复制方法是原画在下，摹本绢素覆盖其上。其三，绢素有一定有伸缩性，经纬丝线会出现斜曲，使图像变形，所以要求原画与摹本的绢素都要“自正”，即自然地复原，以提高其保真性。其四，“隔纸素一重”的“眼临笔止（趾）”，涉及到视角不同带来的“近我”、“远我”的差异，要求“新迹掩本迹”而上下运笔勾线的齐一。勾线涉及到图像的轮廓。“新迹掩本迹”而毫发不差，是制作摹本的标准，这种概括相当精辟。（按：此段文字涉及专门技艺，解读多有歧异，本文主要采用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中的解释，见第60~61页，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晚唐书画收藏家、理论家张彦远，还高度评价顾恺之摹拓画作的技艺。

“新迹掩本迹”亦即摹本覆盖原本，是制作复制品的根本原则。没有覆盖原本的摹仿，只能称作“临”，覆盖原本的摹仿，才是真正的“摹”（或拓）。后世所谓“响拓”、“影摹”，其前提就是摹本覆盖原本。

顾恺之是说摹画，当时书作的“摹”呢？没见记载。不过我想，当时摹制书作也应是“正掩二素（纸）”，“新迹掩本迹”，或者说摹本覆盖原本的方法。其一，东晋纸张相当普及，已取代传统的书写材料简牍及缣素，钟繇“拓书”即是“薄纸”。其三，制作摹本的技术，书法要比绘画简易得多。其四，汉晋以来刻印、刻石复制字样，尤其是钤印的启示。其四，王羲之、王献之“新体”的流行，及世族喜好书艺的时尚。晋史中关于时人仿效二王书迹“几欲乱真”的故事，虽有些夸饰，但多少透出当时仿真程度的消息。顺便说明一点，作伪也是制作摹本的一个重要动因。

刘宋虞龢《论书表》（470年）是一篇十分重要的书学文献。篇中有一处专门讲述制作书迹摹本的方法，这是首次，但文字过于简略，须仔细琢磨。原文是：

“今拓书皆用大厚纸，泯若一体同度，剪截皆齐，又补接败字，体势不失，墨色更明。”

此“泯”意思是混合。什么混合如同一体呢？只有摹本覆盖原本才能“泯若一体”。“同度”，字面上是指同一标准、尺度。什么标准、尺度呢？不只是指纸幅的尺度“剪截皆齐”，更应是指原作字迹“体势”的尺度。当然，用“大厚纸”来“同度”，须辅助以透亮的办法。可见，“泯若一体同度”，实际上涉及到拓书的两条原则：一是摹本覆盖原本；二是勾画“体势”，即笔画的轮廓。

“败字”是指原作字迹的破损、褪色，摹本“补接败字”是为了“体势不失、墨色更明”。书作的“体势”，在虞龢那里已有结体与笔势的明显分别，譬如他评述王献之的草书：“笔迹流怿，宛转妍媚。”这即是专论笔势。为确保摹本笔势不失，不仅要关注原作笔画的轮廓，还要关注能显现“流怿”、“宛转”的墨色。可见“体势不失，墨色更明”实际上已涉及到先“双钩”后填墨的拓书方法。当然，虞龢的表述，今天看来显然不够明确，而且与“以旧复旧”的原则略有出入。

再看陶弘景关于摹拓的用语，先说“比廓摹”。陶的书启之五：“阮研，近闻有一人学研书，遂不复可别。臣比郭（同‘廓’）摹所得，虽粗写字形而无复用笔迹势。”阮研（生卒年不详），南朝梁书家。陶“比廓摹”所得是“粗写字形”。我们知道，轮廓关涉到原作字象的笔画线条的长短、粗细及位置。更具体地说，书写中笔毫触纸运行不仅反映在墨色变化中，还反映在笔画的边廓变化中。“比廓摹”是摹本覆盖原本，并依照原作字象的笔画的轮廓来勾摹，这是摹制书作的根本原则。“比廓摹”显然比虞龢所谓“泯若一体同度”更明确。宋元以后公私刻帖基本上就是“比廓摹”。

“摹填”之“填”耐人寻味。其一，有了笔画的边廓才能称作“填”，这边廓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双钩”。其二，在摹制程序上，是先“双钩”而后“填”。其三，在“双钩”的空白中着墨，是反复性的“填”而不是一次完成的“写”。“填”是反复的皴画点染，是为了忠实复现原作笔画墨色的浓淡枯润的变化，而这变化是笔毫含墨触纸运行留下的痕迹。

陶的书启之三，是送还题为王羲之书作的“第二十三、四”两卷与自制摹本的书启。书启表述了陶的鉴定意见。“第二十四卷”现存21件，判为王羲之的只有11件。陶说这11件“并非甚合迹，兼多漫抹，于摹处难复委曲”。意思是这原作笔画“多漫抹”，致使自己的摹填难以重现其“委曲”，“委曲”是指笔毫运行的原委。前引陶的书启之五还有一个说法“复其用笔迹势”，也就是“复委曲”。可以认为，“复委曲”是“填”的目的，或者说，正是为了“复委曲”才采用“填”的方法。陶给梁武帝的书启多次提到自己亲手“填”，他对制作摹本的“填”有深切的体会。“摹填”之“填”在文献中是首见，这个字真是用得绝妙！

“双钩”与“填”相比，前者简单，后者复杂，技术难度高。“填”的质量如何，保真性高不高，更多取决于摹者的书艺素养及书写技能。今存王羲之唐摹本《兰亭序》、《丧乱帖》、《初月帖》等，可领略其摹拓高手“填”的精妙。

“单廓”令人费解。陶的书启之三：

近十余日情虑悚悸，无宁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复待填毕，余条并非用（《墨池编》本有“意”），惟《叔夜》、《威辇》二篇是经书体式，追以单郭（同“廓”）为恨。

此段是说摹制题为王羲之的“第二十三、四”两卷，没等“填毕”就将此两卷原本连同部分摹本一并送还了。“余条”即余下的书作，“并非用意”而导致不能“填毕”，唯有《叔夜》、《威辇》特殊。据陶的鉴定意见，《叔夜》、《威辇》应是此两卷中王羲之的原作。陶说“是经书体式”，是指当时写经常用的小楷，又被称作“细书”。今存敦煌遗书中有许多小楷经卷，可以想见当时“经书体式”的模样。此“追”是比喻，意思是手追，实际上是指摹仿，如同唐太宗《王羲之传论》所谓“心慕手追”之“手追”。陶的“追”是“临”还是“摹”？用“单廓”来“追”，当然是“摹”，而且是“用意”。“追以单郭（廓）为恨”，是说依照“单廓”摹写，因难以保真而感到遗憾。为什么是“单廓”？“经书体式”之小楷，字象小，笔画细，很难“双钩”，但制作王羲之小楷《叔夜》、《威辇》的摹本，又必须勾勒原笔画的“廓”，不能“双钩”，便只有“单廓”。“单廓”虽不能约束笔画的粗细，但可以确定笔画的长短与位置。从书写经验看，“单廓”恐怕不是在笔画的一边，而是在笔画的中线。由此可见，“单廓”是制作小楷摹本的方法。与“单廓”相对，“摹填”可称作“双廓”。当然，“单廓”之上墨，应是以“写”为主而以“填”为辅。

陶弘景的这三个用语，并非有意识地去归纳摹拓的方法，但却是相当全面的概括。“比廓摹”是讲制作摹本的根本原则，“摹填”与“单廓”分别讲两种具体的方法，当然“单廓”使用得较少。

依据前述仅存的零碎史料，我们对古代书迹摹拓方法的起源可形成大致的印象。汉晋时制印、刻石联系到“摹”，其复制字样对摹拓书迹有所启发。这一时期学习书法的临写也联系到“摹”，这对摹拓书作的产生有更直接的推动及启示。至晚在东晋就出现了书作的摹本，但文献记载的摹制方法最早却是在东晋后期，而且是讲摹制画作，记载摹制书作最早是在刘宋，直到南朝梁陶弘景的“比廓摹”、“摹填”、“单廓”才作出全面而准确的概括。摹拓书迹的基本要求是，先将摹本覆盖原本“比廓摹”，然后将摹本与原本分开，对照原本墨迹在笔画轮廓的空白处填墨。总之，按这种方法摹拓书迹，产生于东晋，完善于刘宋，至齐梁更臻精细，其关键就在于“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