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法临摹和创作中的“戏拟”现象剖析

一、当代书法临摹和创作中的“戏拟”现象扫描

　　当代对于传统经典书法的“戏拟”，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陈国斌、张羽翔带领的作者群掀起的“广西现象”。这些作者在1993年全国第五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览中大出风头，广西获奖作品采取仿古制作的方式，染纸、打蜡，模仿西域残纸的情调，以游戏的心态复制和模仿古典书法，可以肯定地断为“戏拟”。

对于“广西现象”，部分论者持肯定态度，如周俊杰先生，他在《走向多极的中国书坛》一文中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同样，反对者更是大有人在。有人批评说：

“制作把书写性、随意性贬低到最低程度，从而使书法变成一种设计，或一种使用文字作为媒介的抽象绘画，而不再是一个书写过程。”“广西现象出现的实质是书法中的制作意识完全走向自觉成熟。它们似乎在清理学习古典传统，而实质上是解构了古典书法书写性本质，因此，这完全是一种伪古典。对书法传统而言，这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这样的批评虽然相对激烈，但是一个“伪”字，却较为准确地抓住了事情的本质。“制作”这一“伪古典”特征，说明这种貌似“古典”的制作充其量只是一种“戏仿”，和真正的“古典”是根本不同的。这些作品的用纸几乎全部都是黄色调子，加上“做旧”的工艺制作，着意营造“古字画”的纸张感觉；作为“源文件”的“西域残纸”，因时间久远导致墨色“退火”而显得“古淡”，点画“斑驳”而显得“高古”，复制者对于墨色“古淡”感觉和“斑驳”点画的极力追摹，更加增强了作品“古字画”的感觉，使人发思古之幽情——引发一种“历史感”和新的审美想象空间。然而，这种墨色的“退火”、点画的“斑驳”、纸色的“古色古香”虽然煞有介事，但从本质上说这些作品并不是“古物”，和经典作者的“书写”本质上也并不相同：我们无法说它们是一种“书写”，只能相对确切地称之为“制作”——一种精致的“复古工艺”。这种“制作”把“古典书法”的书写性本质“遮蔽”起来，或者说是瓦解和颠覆了“古典书写的本质”；从“制作者”的心态看，则是“游戏”——对“经典作品”的笑耍，或者叫做“戏说”、“戏拟”、“戏仿”，并非真正属于作者自我的真实“表现”。它们并不尊重经典原作的本质，而是对经典作品进行随心所欲的删节、改动，带着“玩乐”的心态创造“噱头”，这从根本上违背了古典书法的“历史本质”，但是，因为这个“游戏”的心态，却给作品平添了一种“趣味”——开拓了审美想象的空间，这正是“历史小说”或者“历史演义”的做法。

“广西现象”的“成功”，给书法界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从那以后，许多展览的参展和获奖作品，“戏仿”古人手札、册页，对古代经典作品进行精致的复古制作，也取得展览的成功，如首届全国青年书法篆刻展览中嵇小军的作品，模仿了阁帖的样式。大家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在于参加展览，并不是真正严肃地探讨书法的本质，流风所及，使“戏拟”现象在书法临摹和创作领域有了一定的“普遍性”，并且逐渐蔓延。在第四届全国楹联书法展览中，直接书写吴昌硕的石鼓文对联的、“集字”写《集王圣教序》原作内容的、模仿现当代名家的（例如李刚田的北碑书法、陈振濂的行草书法等），都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展览。

“戏拟”，不论是从纸质、颜色、装潢、外形上的努力，或者是“臆造性临摹”，都有一个“戏拟对象”——作品“原型”，但是作者对于这个“原型”，并不是从实质上去进行把握，而是从形式上进行复制和模仿：它们或者是“述而不作”的“集字”，或者是“创为新体”——借助经典书法作品这个支点进行挥洒、变形，或者是其他游戏。其中之一是在经典作品的基础上“借题发挥”，并不改变经典书法的文字内容，但是却扮作另外一种“样相”，在书写中对原作进行变形。这种创作方式和晚明书家临帖的思路并无二致，它们的作者一改此前临帖“写实”的方式，采取随意臆造的办法，给人一种“陌生化”的感觉和“奇异”的面目，并借此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些作品的面貌与“戏拟对象”相比，“在似与不似之间”，颇能“蒙蔽视听”，表面看似乎是一种“创造”，但在本质上仍然是“戏拟”。“戏拟”所遵循的永远是“形式路线”，是一种对于经典作品“举手投足”的模仿，或者进行漫画式的夸张，是从“形式体验”始，以“视觉效果”终。

二、“戏拟”思想溯源

　　“戏拟”现象之所以能够出现，既有传统的思想渊源，也有西方后现代艺术思潮的影响。从根本上说，它源于艺术本身所具有的“游戏性”。《论语·述而》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是对于艺术的游戏性的较早的揭示。但是，这里的“游”，与“戏拟”有本质的不同，更多地含有“养气”或“涵养精神”的意思，最早能和“戏拟”扯上关系的，是宋代的书法思想。由于宋代书画院制度的完善，在制度上保证了艺术家的地位，再加上城市通俗文化所要求的娱乐性和消遣性的影响，书家对于书法，严肃的态度减弱，更多地带有“玩乐”和“愉悦情性”的成分。对于书法的“游戏性”的标举，首推欧阳修，是他从理论上明确地把书法作为娱情遣性，满足精神生活的活动。他说：

“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

虽然如此，宋人的书法生活，应该说“戏拟”现象只是初现思想上的端倪。书法史上大量出现“戏拟”现象，是在晚明人的书法生活中。这一点白谦慎先生有深刻的揭示。他把当时的“臆造性临书”断定为“戏拟”，并把“戏拟”和晚明的文化中的个性解放思潮以及“尚奇”美学观联系起来，这是十分深刻的。对于经典文化艺术形式的“戏拟”，在晚明是一个普遍现象，白先生曾举出晚明小说集《欢喜冤家》的主角二官通过改写古代《千字文》文本来勾引他的嫂嫂的故事，结论说：“这种对知名作品的‘戏拟’，无疑增加了小说的戏剧性，用二官的话来说，这是‘笑笑儿耍子’”。而这种删削古书、拿古代经典开玩笑的现象，在当时“翕然成风”。就是这种“笑笑儿耍子”，在晚明的书法生活中也是大量存在的。白谦慎先生说：

“晚明时期‘临’的概念在内涵上比这之前和这以后（清初以后）‘临’的概念都宽松得多。在这些临书中，不仅有古代的法帖经典和‘临’书人之间的对话，还有临书人通过恣意改造、肢解、拼凑、假托经典所造成的‘文字游戏’，操纵着与观书人游戏的主动权。在看似漫不经心、潇洒的‘临书’中，出人意料的花样层出不穷。”

白先生列举董其昌和王铎的临帖作为“臆造性临摹”的例子，来说明董其昌所谓的“临”，“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而王铎的临摹，常常“割取数帖，拼凑成新的、难以卒读的‘文本’”。通过对晚明书法“臆造性临摹”现象的考察，白谦慎先生指出了它们的“戏拟”本质：

“无论是董其昌把楷书范本‘临’成草书，还是王铎任意割切、拼凑法帖，他们的游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既取资经典又调侃经典，在卖弄经典的同时又戏弄观众。我们不能不说，晚明书坛是一个事事处处搬出经典而经典又处于式微的时代。”

三、“戏拟”的本质：对传统审美观念的“革命”和“颠覆”

　　“戏拟”从本质上看：是对传统审美观念的“革命”和“颠覆”，这样说的理由如下：第一，“戏拟”诞生的社会土壤往往是“市民社会”，这样的社会是平民文化上升，贵族文化衰落的社会。而我们还可以指出，在具体的艺术表现中，则存在雅与俗、权威与普通人界限的不断模糊的现象，这是通俗文化上升对于精英文化的一种冲击。第二，“戏拟”是对经典权威的“戏说”，是对权威的质疑、游戏、甚至反叛，从反面说，则是对自身价值的肯定。这一点从根本上说，来源于市民文化的娱乐性和消遣性成分。

具体到书法方面，我们可以分析如下：

首先，对书法采取游戏的态度，最早出现在宋代，思想史家称之为“玩墨的游戏时代”，而宋代从社会形态上说，是市民社会。宋代国力衰弱，但是城市经济和文化之发达，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市民的风尚趣味，比较流行，就使贵族的风俗习尚和思想观念的控制力相对地减弱。另外，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产生“政党”的时代，党争弱化了集中统治的力量，也造成权威的弱化。从文化方面讲，从北宋开始，儒、道、释三家思想开始合流，道家思想的崇尚自然和反对“圣人”，释家思想的反对“物累”，追求心灵的自由，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权威的力量。所以，两宋是一个权威力量不断弱化，市民通俗文化发展的时代。书法思想史家称：

“自中唐以后，‘古风’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城市市民的享乐主义，所谓市民文艺亦应运而生，于是传奇、词、曲兴，言情哀怨之声起，雄强慷慨的古风随时而衰，……至于宋，则闺怨之声尖气、哀婉之音日隆，这种大趋势，与书法的‘意态更新’，大体一致。潮流如此，民俗相附，书法也因城市的繁荣，而广为市民所用，欧阳修《归田录》载：‘京师食店卖酸馔者，皆大书牌于通衢。’而学校、文人斋室，亦无不书匾额以高悬。”

当代书坛的“戏拟”现象之发生，同样是面临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个性解放的文化思潮等等，正是市场经济的金钱崇拜，打败了对于其他权威的崇拜；市民趣味的趋俗倾向，漠视着贵族趣味及其权威；个性解放的“私人叙述”，取代了“宏大叙述”的地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戏拟”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从权威的控制下的解放，是对传统经典权威的“戏说”、“戏仿”和“谑闹”，是对传统审美观念的“革命”和“颠覆”。它尤其是后现代思潮的一种反映：一种对于权威和自身都失去最终信任的行为，它不但瓦解了经典的本质，也瓦解了自我创造的本质。
　　
四、“戏拟”的长处与缺失

　　敢于蔑视权威，这当然是一种个性解放，所以，“戏拟”首先是临帖和创作观念的解放和转变，对于权威的蔑视，就是对于“自我”的肯定。对此，笔者同意白谦慎先生的论断：

“尽管临摹古代大师作品依然是学习书法的门径，但是晚明书法家也在对古代大师的‘戏拟’中寻求愉悦。古代经典的权威和约束力衰微了。

经典权威的示威带来两个结果：第一，书法家开始在更大的程度上偏离自古以来为书家所信奉的经典。他们不敢被动地接受伟大而且深厚的传统，而是更为积极地去从事创造性的诠释。第二，古代名家经典的衰微还意味着，书法家的创作不再拘泥于经典，还可能对以二王为中心的名家谱系以外的书法资源予以关注。”

这是对宣扬自我的艺术追求超过了对继承传统的重视，书家“已经改变了（如果不是‘颠覆’了的话）他与所‘临’经典之间的关系，从而显示了自己可以自由地改造古代大师作品的能力，他本人才是创造力的真正源泉”。所以，“戏拟”是书家个性解放的一种征象，它给书家发挥想像力和创造力提供了舞台，由此，也就成为一个从临摹学习向创作转变的契机。这个现象不仅在晚明，在当代，本质上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