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书法大国的当代形象

在经历几千年书法发展之后，中国书法家有了自己的专业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尽管其成立不过短短的二十二年（ 1981 ），但是已经拥有 6000 余名会员，形成东方书法大国应有的书法文化气象。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专业的书法家，相反，倒是文人在精通经史子集之后，用我笔写我心，在笔墨中重新展示自己的心灵的踪迹。随着社会开放发展和国际书法大潮的兴起，中国书法家有了自己的“家”，使书法创作更有专业性特点，书法理论更有自觉的精神意识。这部大型工具书《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名鉴》收录了 2000 年以前发展的 4400 多名中国书法家的名录（未包括 2000 － 2003 年的会员名单，待续出），是中国书法家的一次集体亮相 , 展示了当代书法家的笔墨风采。

书法需要文化。我国传统讲究“至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无所及而又无所不及，这是“道问学”的问题。“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为书法的哲理。全球化浪潮中世界主义精神在拓展，多元文化互动在展开，在这一新世纪文化语境中，中国书法作为东方文化特有的艺术瑰宝，将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枝奇葩。当代书法融汇了历代贤哲们高度的文化内涵，吸纳了他们深厚的智慧，不断精进。它不但被本民族各界以不同方式认知而成为民族的象征，而且惠及近邻，濡染最深者为日本、韩国。如今日本以“书道”称之，韩国以“书艺”命名，均对书法艺术加以尊崇。中国则以“书法”称之，这并不是比“书道”、“书艺”命名要低一个范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道”是不可企及的，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艺”则是“技艺”“技能”，技艺术数之类，在我国传统中并非重中之重，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的子部中排名颇为靠后而被视作“小道”，“可 观”而已。中国称“书法”为“法”，具有一种质朴无碍的“道”的精神内藴其中——不轻易言“道”，将“道”看作超越性存在。“技近乎道”，可以通过艺术触及道体的光辉，谈艺而言“道”，不难在《易经》、《老子》、《庄子》的“道”范畴找到余音回响。“法”可“师”进而提升个体的心性价值，则可达到高妙的境界 。只有“不炫名不耀奇”，才会真正达到“道”的至高无上。

翻开这部书，国家级书法家协会会员的书法各呈其采。其中有三个不容忽视的特点：

其一，传统与现代转型在每位书家的笔下都留下了踪迹。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是现代性的二元对立造成的，在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书法的传统性和现代性的矛盾是中国学者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书法是否一定要变成被西化掉的东西，我认为是绝不可以的。解决书法传统与现代矛盾的办法只能是：找到西方或者是其他民族可以欣赏的具有人类共同性的审美形式，比如说空间张力、视觉冲击力、抽象变形，如铁划银钩的干劲清纯、枯笔渴笔的高古和超越都可以为人类所用。其实，一种完整的生态美学观，可以欣赏火山喷发式的壮怀激烈，也可以看到明月清风的凝练澄净，可以看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对天地时间的感悟，也可以是在流水落花中倾听到黛玉的对生命迁谢微吟。我认为，在获得世界性的审美共识的形式框架中，注入中国书法文化的民族精神和东方魅力，是中国传统向现代转型、现代向传统回归的必由之路。

其二，书家整体素质的相对整齐，保证了中国当代书法的基本文化水准。书法说到底就是技法升华以后的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中国文化中的精粹。这源于三个原因：一，书写是人的文化活动中最重要的活动，手指、手腕的运动书写并非是一种纯技法活动，相反，它是人的心理和精神的活动的踪迹：书写的是一种古代延伸而来的文字，文字后面连接着的是历代思想，思想后面连接的是当代人的精神。所以，它是思想和精神、历史和当下的直接呈现。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是存在的家”。它之所以是家，是我们的精神思想安顿的地方，是我们诗意的栖居的精神完善之所。二，文字非常不简单，在“结绳记事”的时代，人类的思维还是模糊混沌的。但一旦戳了七窍而突然精神顿开时，人创造了文字。这时“天雨粟，鬼夜哭”，可以说是“惊天地而泣鬼神”。文字的发明创造使得人类一下脱离了蒙昧时期，变成了超越于众生众物之上的一种“精神性存在”。三，书写是一种文化交往的共识，人如果不再书写，他就只是内心独白而难以表达。一旦他用笔写下，就需要“主体间性”和“他者间性”的理解，也就是说，需要我与你、我与他、我与人类的沟通。这使得人类终于走出了局限性的区域性，单个性而变成了他者性、主体性、文化连带性以及世界性。人就是从个体到他者、群体、社会、区域与世界的。正是在这三个含义上，中国书法的书写具有了重要意义。如此重要意义的书法如果失去了文化的支撑就会变成粗浅俗滥的本能书写，变了的所谓的地表层技法，甚至更可悲的是变成了一种赢利的工具——稻粱谋。这样书法将会走入死胡同。书中没有那些怪书的身影，而是透出对精神产品的尊重。我们应该倡导书法文化价值观，倡导书法背后精神的哲学和超于哲学之上的人类交往的生存模式，这正是书法书写的根本意义所在。丧失了这一维，书法就仅仅变成匠人们的一种世俗活动。

其三，对书法理论人才的重视。书法理论的人文性、思想性、审美性问题被忽视这一倾向，在 20 世纪后半叶是一个显在的问题。在中国书学整体的框架中，理论占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书学作为一门学问当然是一种学术也是一种思想。中国历代书学理论注重书法的形而上问题清理，将中国书法定位为一门哲学，看作是中国艺术哲学中的精粹，是中国人存在的生存方式。这构成了存在哲学意义上的书法学体系。同时，书法学还注重审美层面的问题，包括章法、笔法、结构、书法史的考据发微、思想史和书法史之间的若干连带关系等。当然，还包括最基本的欣赏、鉴赏和书法技法问题。事实上，艺术理论对整个书学来说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和理论滋养价值。尤其是当代西学理论，只能作为中国书学整体构架中的一个文化参照系。我们可以吸收其中的精华部分作为书学理论现代转型的重要理论资源，批评其中的错误成分，警醒我们关注思想理论“自我”和“他者”的文化关系。因此，对书法理论家、书法批评家的重视。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中国书法的未来是中国文化未来的缩影。中国书法家的一次集体亮相，虽然并不意味着中国书法的全部精英都在此，但起码主要的代表人物都有了自己的位置和立场。这对中国书法的世界形象的整体建立，无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这一涉及广泛、资料全面的“会员名鉴”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这不仅可以杜绝那些在书法混乱的市场中的假冒现象，而且可以给国际书法一个精良的中国书法家队伍的整体形象，同时，还可以通过此测量我们的书法创作和理论与古代书法家的距离有多远，并从中领悟王羲之的喟叹 :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微言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