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帛书书法艺术初探

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与流变是人类文化长河中闪光的轨迹，代表着人类心灵的洪流，代表着书家所处时代文化显露的最强音。因此，心灵的流变与文化的流变反映出人性的变迁。当人们在享受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同时，回顾与反思显得尤其重要，古文明给予我们的除了文化、艺术、科学以外，更重要的是哲学(信仰)的精神支撑。人们借助于艺术来寄托感情、显现才华、施展抱负、表达希望。秦汉以后，中国书法进入一种空前的繁荣时期，书法的自觉所展示的是人文意识的觉醒。而支撑这种人文环境的强有力的后盾力量是秦汉政治、经济、文化的大碰撞与大融合。

清末以来，中外许多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各地挖掘出土了大量的简牍帛书。汉简出土以后，考古界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这些被埋在地下2000年左右的珍贵文物，对研究汉代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提供了可贵的历史资料，同时引起了书法界的重视，如同甲骨文发现以后引起书法界兴趣一样，成为书法家们研究的新课题。它不仅为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而且充实了书法艺术实践的新内容。尽管以往考古学者在研究它的历史价值的同时，也曾提出过它在朽法研究和古文字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但未能系统地研究它在书法源流、书法艺术方面所占的重要地位。

简牍帛书的由来

什么叫简牍呢？简牍是一种主要以竹木为材料记录文字的工具，它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国文字的主要书写形式。我国最早的书籍是简策和版牍。简策是用细木条编连而成，一根木条叫做“简”，简上一般只写一行字，一部书要用很多的简编连成策（册）。由于材料的不同，有用木条制成，也有用竹片制成的，通称为竹木简。而版牍用的是薄木板，没写字的木板叫“版”，写了字的叫“牍”，版多是长方形的，因此也叫“方”。版牍一般用来写短文章，一块版牍就是一篇小文章。这是和简册不同的地方。《仪礼·聘礼》上说“百名(字)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正是这个意思。简牍是用毛笔和墨写的，字写错了刀子刮掉后再写。古书上记载说孔子在编定《春秋》时，“笔则笔，削则削”，是说需要用毛笔加上去的就用刀子把它刮掉。因为材料的关系，简策和版牍都是很笨重，书写携带存放都十分不便。据说秦始皇完成全国统一大业后，每天要看100多斤重的简册文书。西汉时的文学家东方朔给汉武帝写了一篇奏章，将近3000枚竹简，只好吃力地抬进宫去。战国至汉末，简策是书籍的主要形式。近几年来，各地不断地出土了战国、秦汉时期的简牍，如云梦秦简、西汉云梦竹简等，特别是西北汉简，出土数量庞大，形体完整，字迹清晰，简文内容丰富，涉及面广，而且是研究书法艺术的活资料。

春秋战国之际，在使用简册的同时，又出现了写在丝织品上的书。这种书的传统叫法为“帛书”。1974年在湖南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量的“帛书”，其中有《老子》、《战国策》等20多种，字数共达12万余字。这些帛书都很考究，有的用朱砂划成直格，后世称“朱丝栏”，稍后还有专供书用的帛，制作精细，价格昂贵，因此，帛书不及简策那样普遍。

“汉简”这个名称是今人的叫法，因为它是汉代的简，故名曰汉简。如同秦代的简称为“秦简”，魏晋的简称为“魏晋简”一样，在纸未发明和普及以前，书写的材料是“竹帛”。《韩非子·安危篇》中说：“先王致理于竹帛。”因帛比竹稀贵，自然以帛作为书者少，以竹简（包括木牍木简）作书者多，这在历史上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竹木简容易保存，帛不易保存，所以我们今天发掘出土的大都是竹木简牍。
简牍帛书的出土与发现

关于竹木简的发现仅仅只是近百年的时间，此前，人们只能在文献资料中得知一些汜载。竹木简最早发现，是公元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塔里木河下游楼兰遗址发现了晋简120余枚。以后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尼雅河下游古于阗废址发现晋简40余枚，同时在古楼兰遗址又得到汉代木简19枚。1906年至1909年，日本人橘瑞超在古楼兰遗址发现晋木简4枚。1913年至1916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得汉木简150枚。

我国有组织的考察发掘是在1930年，当时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河流域（古居延）得汉简1万多枚。同年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得西汉木简40余枚。1944年前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联合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所得的两批汉代木简数量最多，且内容丰富,最为珍贵。可惜这两批汉简实物已流入海外（现存英国伦敦博物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对文物考古工作十分重视，全国各地一批批新出土的汉代竹木简大放异彩，从数量和内容方面都远远地超出了过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为了了解和研究简牍帛书的书法艺术，我们将对秦汉简牍帛书从历史、文化、艺术的角度作进一步的探讨。

秦简

秦简牍书法主要是指四川青川、甘肃天水、湖南长沙、湖北云梦、河南信阳等地发现的战国时代墨书竹简，字形较方，多取横式，但在 笔画上多取圆转的趣味。由于书写者不同导致风格各异，有严谨、洒脱、纤细、粗犷等区别。是目前我们见到的时代最早、数量最多而成系统、字迹又很清晰的自接用笔写成的汉字。

一、青川木牍

1980年，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发现了72座战国、秦代墓葬，青川木牍是从第50号墓中出土的。共有两件木牍。一件长46厘米，宽3．5厘米，由于残破得很厉害，文字无法辩识。另一件长46厘米，宽2．5厘米，正面书3行121字，背面书4行33字。内容关于四川地区法令，是更改田律令的具体执行办法。墓葬年代被认为是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前后，这是了解秦统一以前法律一斑的珍贵史料。

二、天水日书简

日书简于1986年4月在甘肃天水市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竹简，计460枚。现藏天水北道区文化馆。简成册于战国末的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根据书写时间和书写风格的不同，与前本中《月建》等七章相同外，尚有有关禁忌诸文，计有20章；墓主记8枚，系纪年文书（呈向御史的“谒书”）。各简文字多在25～40字不等，最多者43字。

三、长沙木简

1951年，在湖南省长沙市五里牌出土的竹简38件（遣策）。1953年，长沙市杨家湾出土竹简72件（妆奁册）。1953年，长沙市仰天湖出竹简43件（遣策）。

四、云梦秦简

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从战国末到秦时代的墓葬12座。其中第7号墓的木制室门楣（门上之梁，长116厘米，宽20厘米）上刻有“五十一年，曲阳士五邦”9字，这被认为是秦昭襄王五十 一年（公元前256年）的作品。从第四号墓出土了2件木牍，完整的一件长23厘米，宽3厘米左右，两面 共有墨书360字。另一件下部残损，残存长17厘米，宽近3厘米，两面共有墨书约168字。内容是书者自旅途中写给家人的信，这一类东西也是新发现的史料。在12座墓葬中所出土的最重要的文物，是从11 号墓的木棺内发现的竹简，总数约115枚。这批简大部分完好，长23-27厘米，宽0．5—0．6厘米，内容以书籍为主，可以识别的有《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乙》等。其中，有关秦代法律的文献超过半数，作为研究秦律、政治、社会的基础史料，具有重要价值。从《编年纪》看来，墓主是一位名字叫做“喜”的人，《编年纪》可以说是一部杂记有国家大事件的“喜”的年谱，始于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终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书体是所谓“秦隶”。

关于秦隶，在此之前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发表，但由于云梦简的出土，可以确知在相当早的时候 隶书就已经通行了。由后面将要叙述到的马王堆帛书、银雀山竹简等来看，秦隶与前汉时代墨书字体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从书体变迁史的角度来看，这算是划时代的发现。

五、曾侯乙墓竹简

1978年在湖北随州市西郊擂鼓墩一号墓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有240余件竹简，每简长72—75厘米，宽1厘米，字数合计约有6600字之多，内容主要是记录葬仪用的车马与兵甲。

六、包山楚简

1986年11月在湖北荆门市十里镇王杨村出土楚简444枚，其中有书简282枚。主要为司法文书、遣策、卜巫祷文等。

七、信阳楚简

信阳楚简系战国早期的简牍之一。1956年初出土于河南信阳市长台关西北小刘庄，出土竹简148枚，内容为古书与遣策。

八、楚帛书

1942年9月盗掘出土于湖南长沙东郊子弹库的纸源冲楚墓。1946年带到美国，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是我国年代最早、文字最多的完整章篇帛书。写在一幅近于正方形的帛上。整幅文字分三部分，中间两段文字相互颠倒，一段13行，另一段8行，四周环列12段文字，每段各附一神怪图像。帛书墨迹的内容有一大段是记述天象岁时吉凶和一小段记述禹和锲治平水土步定岁时。是一部“写在帛上的楚历书”。字体为战国手写系统文字，其用笔结体与青川木犊文字有相似之处，同属于旧称六国古文体系。

从已经出土的大量的春秋时代的朱书墨迹文字的发现来看，成熟的笔墨技巧已在秦汉时代运用纯熟。

由于中国古代文字有篆书向隶书的演化与过渡。因此，表现在秦简上，文字的书写习性中仍然带有篆书的笔意。我们从春秋战国这一历史时期的简牍帛书中可以发现，汉字及其书法变化发展的共同趋势，在当时是一个普通现象。隶书的最终形成，是战国各国地域书法约定俗成共同作用的结果。秦简在中国书法艺术史的意义，在于其古隶的体势、笔法奠定了后来隶书的基本格局和演变方向。

汉简与帛书

一、马王堆简牍与帛书

1972年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发掘了一座前汉时代的墓葬，那就是马王堆一号墓。在当时，作为考古学本世纪最重大的新闻，轰动了世界。经过后来的考证，此墓墓主为侯利苍的夫人辛追。该墓出土了墓主的保存完好的湿尸，根据汉代升仙思想而作的浪漫的帛画以及大量的漆器、木俑、绢制品等珍贵文物共1000余件，同时还出土了作为这些随葬品的目录的“遣策”，共有312支竹简，竹简长度27．6厘米，全部字数达2063字。竹简之外，还有附于竹简上的木牌49件，以及“侯家丞”的封泥等。除了这些，漆器上还书有“侯家”、“群幸食”、“君幸酒”等，文字资料真是丰富多彩。竹简的书体虽然属于所谓古隶，但偶尔夹杂有章草风格的点划，书风很流畅。

帛书被折叠起来放在长方形的漆奁之内。帛的上下宽有48厘米与24厘米两种，都用朱或墨划有间隔6-7毫米的界栏，文字就写在栏内。内容以书籍为主，但全部内容尚未发表。据李学勤所说，有26种。一，六艺类，包括《周易》、《春秋事语》、《战国纵横 家书》及“丧服图”；二，诸子类，包括《黄帝书》、《老子》（乙本）和“九主图”；三，兵书类，包括《刑德》（甲、乙、丙三种）；四，术数类， 包括《五星占》、《天文艺象杂占》、《阴阳五行》 （篆书、隶书两种）、《木人占》、“符篆”，“神图”、“筑城图”、“园寝图”以及《相马经》；五，方术类，包括《五十二病方》（附佚书一种）、《胎产书》、《养生方》、《杂疔方》以及“导引 图”（附佚书两种）；六，其他，包括“长沙国南都图”、“驻军 图”。马王堆帛书的书体与云梦秦简的书体属于一个系统，但是，从中可以区分出篆意较强者和富于隶书趣味者两大类。而且从后一类中，还可以区别出较为规律整齐的一种和稍具有草隶趣味的一种来。在25种帛书中，根据其书风的特色，可以极粗略地举出以下五种为代表。《老子甲本》、《老子乙本》、《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杂疗方》。

A、《老子甲本》高24厘米，463行。熟练的草隶书风，许多地方可见到具有章草意味的点画。B、《老子乙本》高48厘米，252行。与《老子甲本》相比《老子乙本》更加强调直线的要素，具有整齐的结构。从较长的横划以及波法的末端着意的波磔， 可以窥见后来所谓八分书样式的雏形。C、《春秋事语》高23厘米，97行。笔划较肥厚，但笔的压力强弱和度控制得很好。D、战国纵横家书高23厘米，325行。马王堆帛书中，以这一种具有最强的篆书意趣。字体造形坚长的结构，点划也比较纤细。笔端压力强弱变化少，线条的意趣也颇有古风。E、杂疗方高24厘米，7l行，40块断片。点倾向于线条化，结构也稍稍扁平，帛书字体中，以此与云梦秦简最为接近，书写的年代推测也都是秦汉之际。

二、江陵张家山汉简

1983至1984年，在湖北省江陵县张家山发掘了3座前汉墓这次发掘最重要的出土物是从第二四七号墓中发现的约1000枚竹简，同时出土的还有无字木牌一件。竹简按其内容，分为以下几种：汉律、秦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日书、历谱、遣策。第一种有简500支，第二种200支，这两种共占总数的70％，显示了墓主生前的身份一定与法律有关。第三种是兵法书，第四、五种医书类，第七种是与占卜有关的书籍。在内容上最引入注目的是第六种，这是一种数学问题集，它的发现将中国数学书的历史从传世的《九章算术》提前了很久，是中国数学史上极为重要的发现。这些竹简的书体是与云梦秦简一个系统的隶书，但从其书风上看，既有带篆书意味的地方，也有从草隶而来的笔法。

三、江陵凤凰山汉简

1973至1975年间，在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发掘了12座前汉墓，有五座墓的随葬品中发现有简牍史料。1973年发掘的第八、九、十号墓出土简牍约141件。八号墓出土竹简175件，因为残破得很厉害，实际尺寸不明。内容似乎是遣策，但原件未见发表。同时出土的128件漆器中，耳杯上有漆书“千金里”、“里”、“万”等字，还有些针刻的符号。九号墓虽然也出土了80件，但由于字迹已模糊，很难看清。另有木牍3件，都是长16．5厘米，宽3．8-4．9厘米，其中有一件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的纪年。内容好像是呈送给上司的公文。书体是隶书，但是书者所追求的，是至今为止还未见先例的显著的形式美，在书体变迁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是凤凰山简牍书法中最肥厚的一种书体。

四、临沂汉简

1972年山东省银雀山发掘了两座汉墓。随葬品除陶器、漆品等95件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现竹简数量最多的一次。一号墓的竹简长27．6厘米，宽0．5至0．9厘米，计4942件。二号墓竹简长69厘米，宽1厘米，计32件。一号墓的竹简几乎全是书籍。根据已经公布的材料看，有《孙子》、《孙膑》、《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相狗经》、《曹子阴阳书》、《风角占》、《灾异占》、《杂占等》12种（见《银雀山汉墓竹简·一》）。第三至七种发掘报告的图版中刊载了一部分，第八至十则仅仅只有概略的介绍。这12种书籍中最引入注意的是《孙膑》。此书自古以来就传说与《孙子》一书有关 系，但对其存在与否历来都持怀疑态度，现在终于发现了汉代的古 本。还有与《孙膑》一样汉代以后便成了佚书的第三、四种，以及第五、六种从来便被指为伪托之书而不被重视的书籍，因这次发现都得以重见天日。此外，还发现了连书名也从来不知道的第八至十二种古籍，临沂汉简的发掘是中国学术史上划时代的发现。书体是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系统的隶书与草隶。

银雀山汉简竹简出土于1972年4月，其中，一号墓出土竹简7500余枚，二号墓出土竹简32枚。银雀山汉墓是武帝初年的墓葬，字体为早期隶书，其抄写的时间，约当文、景到武帝初年。内容 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守法守令十三篇》(以上为一号墓简)。二号墓简均为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历谱。尤以失传2000年的《孙膑兵法》的发现最为难得。 因年代久远，不少竹简已经损残，严重者已难补缺文字，但从书法研究的角度说，距今2000多年手书遗迹的发现，即使是一字之得，其价值也是难以估计的。

五、居延汉简

它是指1930年至1931年由中国、瑞典学者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今内蒙古境内的汉代边塞遗址中所发现的1．2万余枚汉代简牍。1972至1974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先后在破城子（居延都尉所属甲渠侯官治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等地区掘获的19600多枚汉代简牍，其中有纪年者1200余枚，大致自武帝元狩 四年（公元前120年）一直到东汉中期的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是将258年跨度里各种书体及风格的墨迹和盘托出。居延汉简不仅数量巨丰，内容庞杂，又本身有椠、版、牒、检、檄、札、册、符、柿以及觚等名称的区别，而且书体种类也是古隶、分、篆、草乃至真、行等无所不有。它充分、真实地再现了汉代书法书体的孕育、变革、发展的过程，可谓汉代民间书法发展历史的百科全书。《居延汉简》除早先出土的以外，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考古发掘中又获得2万余枚，可称简中之冠了。这批简大部分为西汉时期年书。年代早，数量多，内容丰富而极珍贵。《居延汉简》中，字体篆、隶、真、草皆备，且风格多样，各具其美，为研究西汉书法提供的资料也最为丰富。同时对研究经籍、史实、朝章、法制、经济、民俗以及古文字方 面则更为宝贵。此外，《武威汉简》据考证的材料得知是西汉晚期的 简书，考据者从“服传”的构成年代推断它当是西汉中期而抄于西汉晚期，从而判断出简书的文字代表了西汉向东汉过度的分书，为东汉分书绮丽纷华的景象奠定了基础。此简秀美精丽，实为难得之佳作。翻看东汉的《礼器碑》则与《武威汉简》特性的简书相仿佛。在用笔上的方笔折锋，使转变化，即是承袭了它的风格。

六、武威汉代医简

因简册上无记载绝对年号，根据考古学者们的研究，初步推 断这批简的年代应届于东汉早期。简书中的文字是东汉医家手抄 的一部医疗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当然不可能是书家的手迹。如果和《流沙坠简》、《居延汉简》中的字体相对比，却仍有近似的地方，字形已趋于扁势，篆意已基本脱尽，章草韵味浓厚。

七、甘谷汉简

于1974年出土于甘肃省甘谷县，据简文记载是桓帝延熹元年（公元158年）的简册，共23简，每简书写两行，用分书抄成，纵横成行，字体宽扁，墨迹清晰，笔画秀丽整齐，是东汉时期的典型之分书。此简尤其突出的是波磔很长，这种波势的放纵与东汉时的《孔宙碑》相类似。

以上所谈应为简牍时代书法墨迹的沿革。关于简牍的书法艺术，谈起来往往与历代的著名书家相联系。就汉代来讲也曾出过 不少书法名家，如杜操、崔瑗、崔实以章草著称，张芝以今草著称，蔡邕以八分飞白著称，刘德升以行书著称。而王次仲有始创八分与始作楷书之说。这里不是在论述哪位书家的书法艺术，旨在谈创作了大批的简书而不留名的无名书法家们。

简牍的书法艺术

历代的书法艺术，其中大部分是一些工匠和从事劳动的人们 留下来的。简牍书法，正是当时参与书写活动人数甚众的普通者所为。也是文字在实际应用活动中，与社会生活联系最为紧密频繁，最为普遍广泛的书写形式。率意急就，不拘一格，字体应时代演化而分派，书风顺潮流而易变异。与官方铭刻体相比，简牍书法在日常应用中，生气活跃，自由流动，呈现出多样书体，多种书风。再如东汉时期某些碑石，也都是一些无名书家的手迹，这些来自民间和下层千百万不知名的书家所创立的书法艺术成果，是人民群众辛勤劳动的产物，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永恒的生命力。随着历史年代的推移，越显示出它艺术的可贵。汉简书法的书写意兴最为流露，最为浓烈，运笔灵动活泼，随意挥洒，轻松自然，笔姿横生奇态。加之汉简竖长的简形，竖写的顺序，偏扁的字形，趋横的字势，形成了它竖为贯通，横为联络，既为均齐，又置错落的独特格局。汉桓帝延熹元年（公元158年）的《甘谷汉简》，风格秀逸飘 洒，笔画左撇右波，字形宽扁趋横，是分书气息。其中“元”字真是奇笔。“年”字的横画末笔的竖弯处，就竖笔余力向右顺势铺毫，展出一个很长的捺画，逆入起笔，平出回锋，末一横之波磔，姿态婉妙，势刚力柔，“蚕头燕尾”，兴味绵长。捺画的夸张，长竖的放纵，即是意兴，亦是匠心。每行各为气势，又互为照应；这一行此外字形如小，那一行彼外字形必大；此行生波磔书，彼行发竖笔直下，错落参差，极露灵性。章法启行草，布白比汉印，细读起来很有兴味。也正是以其活泼而浪漫的笔法，形成了汉简书法妩媚天然，生机蓬勃的风采神韵。书法艺术是一种线条的搭配和变化的艺术，它的艺术美是通过线条的错综变化表达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书写的材料、工具对书法艺术效果的产生关系极大。简牍书体的形式，是与它的书写工具密切相关，用具有弹性的毛笔写在硬性狭长的竹木条上，这是汉简书法成功的基本保证。先看两汉人所作的笔。从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一支毛笔来看，笔头的蕊及锋用黑紫色的硬毛，外面用一层较软的黄褐色毛，显而易见这样的笔基本上达到了毛笔的四德，即为尖、圆、 齐、健。居延也曾出土一支。称之为“居延笔”，有人考证为宣帝至东汉初期物，与武威汉简 约略同时。之后，1983年在甘谷西汉墓中又发现了一支象牙笔，制作精细，用料考究，足以证明汉简书艺与当时比较完善的书写工具——毛笔关系极大。从简牍书法的艺术特征来看，秀逸、遒劲、端凝……书善尽美，由此可以推测无论是居延笔，还是甘谷象牙笔，很可能是蒙恬改进后的汉笔的典型。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这样得心应手的毛笔，汉简书艺是决不可能产生出这样高超的效果。其次，与书法相关的就是墨。墨的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到书写的速度与效果：汉时的墨是当时流行的丸墨，属天然漆烟，它色泽乌黑发紫光。这样品质良好的墨，书写起来必然行笔流畅，不粘、不涩、不滞。特别是在不甚平滑的竹木简上写字，如果没有与其相适应的佳墨，是难以写出笔法灵活、使转自然、书体纷披多姿的字来的。

为什么简牍字形多呈扁平形呢？这与当时的书写材料有一定关系。西北汉简都是选用较好的材料加工的，因为限于材料和便于携带、收藏、展视等原因，所以在制作时尽量作得窄小轻便，才适合 实用的要求。由于材料的限制，简牍的书写者别具匠心，使字迹尽量横向发展，左掠右波，极力行舒展之意，使结构紧而不密，疏而不松。这样一来，既节约了书写材料，又创出了隶书的独特结构。一种新的书体的形成必然受到客观物质条件的影响。简牍书体具有率意外露，以拙生巧的内涵。率意是简书的灵魂，从艺术美的角度来看，率意虽然与当时实用有关，但它所形成的艺术上的自然情趣，是无意中对自然美的追求。严谨、装饰、整齐是种美，是作者审美观的自然流露。书法的形式美到魏晋、隋唐则成为一种着意追求的境界了。西北汉简在艺术上的独特风格，并非任何个人所能独创，它是一定历史阶段由各种因素互相配合所产生作用的结果。一个时代的书法艺术，总是和其它艺术门类息息相关的，有着血肉的关系。如汉代的绘画、木雕、石刻、雕塑等，具有简炼、古朴、稚拙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简牍所具有的。可见，一种艺术的形成是与那个时代联系在一起的，艺术的特点也就是时代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