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教育：历史沿革与当代问题及出路 作者：颜以琳　

     我国教育历史悠久，书法教育伴随识字书写而生。究其源头，盖自三代有之。“唯殷先人，有典有册”可推知殷商时代已有书写史官和书写教育。孔子私学教授弟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于实用的识字教育中凸显了艺术性的观念。中国书法于实用性与艺术性阴阳互推之中而生存演化。秦发行的《仓颉篇》、《爰历篇》等通用教材和欲以秦小篆统一文字的“书同文”政策体现出书法教育中强烈的实用观念。汉代太史试学童的史官选拔制度、统一教材《熹平石经》的颁布、鸿都门学的设立都是以书法的实用性为主要目的而进行的。魏晋氏族书法和师徒相授的书法教育传承模式逐渐形成。隋唐时期书法教育形式完备规模空前，书法地位突出，“身言书判”之一的“书”成为选官标准之一，两宋则延续隋唐教育制度。无论在大众书法教育里实用观念如何强调，历代总不乏对超度实用观念的反拨，来调整书法教育的正常发展。即使在大众书法教育相对繁荣的汉唐明清等朝代，依然是书法的艺术性与实用性两线并行对当时的书法发展发挥着其重要作用。故此古代书法教育的实用与艺术教育、大众与精英教育并行存在，这都构成了书法教育史的和谐统一的两种相位而互融互补地推动着书法艺术的正常发展。



　　然而，晚清以来，书法教育出现了一些变化：馆阁体弊端广泛渗透;书写工具改变——硬笔广泛运用;否定汉字为造型元素的所谓的“现代书法”昙花一现式的出现;在20世纪晚期电脑打字成为时尚。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传统的书法教育，由此形成对于汉字书写的审美经验以端正、工稳为宗而压抑更具有艺术性的书法，这正是实用书法偏重他觉、排斥自觉、背离艺术规律的表现。此乃当代书法教育由实用向艺术转化的最主要障碍。过分强调字法而忽视笔法;进而导致了工具选择、笔法教学的错误教育观念：笔笔中锋论将丰富的使转翻折等笔法简化为中锋提按和缠绕;软毫或长锋体现功力的观念把书法中的功力等同于物理的功夫;大笔写小字和小笔写大字的实践用的是逆笔性状态而并非笔的最佳状态。事实上，从历代墨迹法帖来观察，侧锋才是笔法的常态;笔锋的长短大小以适合为宜并无优劣区分;书法的功夫在于对工具的熟练操作上;书法学习的功夫应当是在正确的观念指导下单位时间内有用功的累积。



　　由于时代的变迁和书法生存环境的变化，对前人的书法教育观，我们应当合理的、取其适合当代书法教学环境的一面，而不能泥古不化。否则，那些我们引以为至宝的观念将成为当代书法教育的桎梏。就目前当代书法教育来看，其关键在于如何合理给书法艺术定位。从当代艺术教育的两种模式来分析，在于技道之间，可以而且应当成为书法艺术的定位。



　　从艺术的生成来看艺术实质是道的自我归原和人对道的体认和把握方式。艺术家则因对天地万象的观察领会感悟体验证道，从而使得创造物显示出一定的合乎道位相的格相即所说的艺术风格。纯粹的自然之道的形而下则要求技法的精熟;纯粹的人文之道则是单一的理念的形而上。介乎两者间的艺术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其技道之间的定位。既有技术性的成分又不能局限于技术性层面。证道之技，艺也。所谓“游于艺”之“游”即从道而游。



　　我们所强调的技进于道，是止于至善之道。有艺术审美之理念体味审美理念背后的人文之道进而进入道的本体的认同。体悟此种审美理念为何能够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是探究艺术与人文的重要环节。以书法为例，我们常常看到许多优秀的书法家津津乐道“中锋用笔”、“藏锋”等千年传承的书法技法，那么我们有没有去进一步探讨为何这些技法能成为流传千古为书法家所推崇的技法形式呢，在这些技法后是否存在更深刻的意味呢。以刚才提到的笔法为例，也许有人会这样回答：“藏锋是为了调笔锋中锋用笔。”那么，为什么要中锋用笔呢?不藏锋就无法调成中锋了么?显然，从技法到技法的止于技法层面的简单解释常常令解释者捉襟见肘。由此，我们不得不在更高的道理上去探求，从人类审美理念的形成和演化流变来思考这些艺术形式美，因为这些美的东西本来就是人类审美理念的凝结物。这正是根源于艺术介于技道之间的特点。



　　如果说艺术家是通过对道所创造的天地万象体认道——其结果是用技法创出了具有艺术品——那么，欣赏和学习者则通过艺术品的启发体认道的位相，通过体认艺术品而引导欣赏者或学习者体认自己既成经验所忽视之道或既见之象的尚未领悟之道。艺术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具有欣赏感悟能力的人和具有一定技法创造表现道的艺术品的人。于是我们可以给艺术一个合理的定位：艺术立于技道之间，是具有特殊技法的证道方式。



　　随着现代学科分工的逐渐细腻化和艺术教育的深入发展，我们应当清醒地对艺术做出一个比较接近其本质的定位，技道之间的定位应该体现了其本质。这样的认识艺术教育的科学构建基石。只有对这一合理的定位有这样的清醒认识，才会使艺术教育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来源 ：《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