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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俗视角下的魏碑——传承 融合 创新

        民俗视角下的魏碑——传承 融合 创新

         图1

          中国书法有帖派与碑派之分,魏碑是碑派的源头与代表。“魏碑”本是南北朝时期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称,包括碑碣、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四种,以北魏最精,故称“魏碑”。

          魏碑是隶书向楷书演变的过渡字体,书风雄强朴茂、方正凝重,对隋唐楷书的影响巨大。后因唐太宗推崇王羲之书法,以二王为代表的帖学书风成为书法主流,魏碑几至湮没。清代中期,金石学重提魏碑,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肯定魏碑价值,尤其是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归纳魏碑十美: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跃、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满。“魏碑”始为书体名称。这是碑派书法与碑学理论正式形成的标志,开启了中国书法碑帖共荣、互为补充的崭新阶段。

          魏碑书体历经千年得以复兴,研究之风日盛。从民俗视角观察魏碑,对于探讨文化传承、民族融合、民俗演变与汉字书体的关系,以及书法产生与发展的社会与艺术动因,大有裨益。

        刻碑勒石的民俗风尚

          刻碑勒石风习自古有之,至汉代趋于成熟。北魏延续汉代遗风,以石为纸,刊石勒铭,寄志抒情,宣扬功业,成为社会潮流与风气。现存北魏造像两千余方,墓志两百余方,蔚为大观。《龙门二十品》《张猛龙碑》《大代华岳庙碑》《中岳嵩高灵庙碑》《晖福寺碑》《吊比干碑》《高庆碑》《元怀墓志》《张玄墓志》等,具有高超的书法水平,是后代临习的范本。

          北魏碑刻与造像远不止平城(今山西大同)与洛阳地区,而是遍布北朝广大区域。山东云峰刻石,即莱州云峰山与大基山、平度天柱山、青州玲珑山的北朝摩崖刻石,有40余种,相传多为书圣郑道昭所书,以《郑文公碑》《论经书诗》《白驹谷》等最为著名,是书法艺术宝库及文字变迁历史的珍贵遗产。鲁迅收藏魏碑拓片110余种,仅郑道昭一人就有39种43枚。

          传承不息的刻碑勒石习尚,为魏碑书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实践载体,为文化传播、优秀人才培养提供了历久弥新的民间动力。刻碑者多为民间工匠,他们善于直接从身边的汉魏碑刻汲取营养、承袭技法,以刻为写,刀锋凌厉,笔力遒劲,金石气宇,浑朴厚重。与笔法婉转、平和中正、徐疾轻重有度的羲献传统不同,魏碑书风与蕴藉秀逸的南朝书风形成鲜明对比。

        交流互融的民间信仰

          南北朝是政权更迭、战争频繁的动荡时期,也是文化大交流时期。南北朝崇奉佛教,佛教依附本就兴盛的民间道教与玄学迅速传播。造寺、开窟、雕像以积功德,为尊长、为自己、为儿女祈求今世幸福与来世重生,成为民众的共同信仰。

          据文献记载,北朝时期洛阳城内寺庙规模宏大,主持立寺者既有王公贵族,也有社会平民。官府与民间广泛翻译梵文经籍,开凿石窟经龛,造像立碑分布于庙宇、田野、山林,漫山遍谷。工匠与书家因之以书写与镌刻碑志、造像题记为业,官方经生与民间经生队伍庞大。

          除去蔚为大观的石刻作品,后世发现的经书多达两万卷,《魏书》也有许多佣书为业的记载。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历程,是宗教信仰民间化的历程,也是民俗事象由生活实用走向审美艺术的肇端。

          民间信仰交流互融催生新的艺术形态——造像碑。从形制上看,北魏造像碑和传统石碑大致相同,尤其是长方形扁体碑,与汉代记事碑颇为相似:碑身高立,带底座,分正反两面。但造像碑又极富变化:正面或碑身上方凿龛各类佛像,不同内容与行款的文字烂漫多姿,刊刻于碑阳像龛之下或碑阴、两侧等位置。北魏造像碑是西域佛教文化、北方游牧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渗透的艺术结晶,标志着交融共生的民间信仰与艺术门类有机结合,与本土文化形式与文化符号统一协调,一种新的民间艺术开始形成并走向成熟。

        变化多端的民间异写

          碑别字是指碑、碣、墓志、摩崖、造像、石经、石阙、经幢等石刻载体上的异体字。魏碑多是民间书家与工匠的作品,又正值隶楷交替时期,刻写率性而为、奔放自如,不受法度制约,省简、夸张习见,故碑别字林立。魏碑火字底(灬)多连写作“—”,如“然”“為”“烈”下部;火字头多连写作“大”,如“榮”。今“荣”是进一步连写而成。“喪”作“丧”、“輕”作“轻”、“繩”作“绳”等,皆魏碑首见。心字旁汉隶作“[图1]”,魏碑始作“忄”。为追求简化而连写、省写过度,造成错讹与混用亦多有之,如“承”作“氶”、“孤”右部“瓜”省作“爪”等。

          文字的曼妙多姿离不开刻写技巧的创新变化。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楫》曰:“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唐人书无定势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魏碑笔触丰满,结构紧密,右部略高,方正平稳中寓峻险峭拔。出笔似刀切,横画轻起重收,“蚕头燕尾”不再明显;钩笔、撇笔、捺笔的转笔、逆锋消失,变为快速出挑;撇捺开合大,弯钩硬钩形成,刀刻效果明显。刻写方式推动了汉字字体演变:四角外张的方折刀法演化成方笔笔法,加上宽扁方正的结体架构进一步规范与精确,楷体呼之欲出。

          刻写技艺的创新发展同步出现在雕刻与绘画中。北魏石窟佛像以势取形,强化面容与服饰特征以突出生动明晰的整体感;运用线条造型,线随体转,遒劲流畅,达到极致的艺术效果。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墓壁画,以铁线描为主,人物轮廓线坚实挺拔,朱线勾勒苍劲有力,结合渲染,突出线条凝练厚重质感,是中国绘画以线造型写神艺术的代表。书画同源,民间艺术的审美水平与工艺手段互为熏陶,影响与推动着魏碑书艺审美风格的形成与笔法技巧的创新。

          魏碑书体承载与体现了北魏渊源有自、宽博深远而又奇趣横生、天机自然的民风民俗。因与主流书风背道而驰,已沉寂千年,但魏碑就像广袤大地上的野草,在新旧交替、呼唤变法图强的近现代勃然复兴。它以清新强劲的姿态,为书法艺术吹进新风,打开中国书法的崭新格局。当代书家启功有赞魏碑代表作品《张猛龙碑》诗:“清颂碑流异代芳,真书天骨最开张。小人何处通温清,一字千金泪数行。”这正是用民间最质朴的语言和情感叙述着魏碑,叙述着汉字与书艺,叙述着人世间冷暖悲欢……

          (作者:张晓明,系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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