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书法应再中国化与再经典化

王岳川

(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如今，美国的经济危机已经导致了全球艺术品拍卖市场的下跌，美国苏富比近期拍中国当代艺术创十年来的新低。我想问的问题是：东方的前卫艺术作品是否还会像西方一贯期望的那样折射出当代中国形象？美国的艺术价值观是否导致人类艺术价值出现了危机？
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的东方艺术，在当今世界的文化定位与西方艺术中心主义相比而言有其特殊性。如果说，二十世纪电影、电视、小说、诗歌、建筑、美术、音乐这类艺术形态，基本上是西方风头出尽稳操胜券的话，那么，相应的东方艺术形态与西方相比有着不小的差距，甚至出现了难以掩饰的文化自卑主义倾向。但是惟有一门艺术——书法——是西方难以匹敌的，而且还影响了西方二十世纪的抽象艺术。

一 书法的去中国化与再中国化

中国书法在国际书法艺术界中遭遇到长期“去中国化”的尴尬。在我看来，“去中国化”现状隐含着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横加干预的文化政治企图。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开始急速升级，在其不断干预下，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了“去中国化”的恶性进程，而书法领域的“去中国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文字上的“非汉字化”乃至“废除汉字”。资料表明：1945年，朝鲜半岛从日本统治中解放出来，在美国的强力干预下，朝鲜教育审议会通过了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废除汉文全部使用韩文的决议。其后，韩国公共机关也全面禁止使用汉字，汉字书法遭到了灭顶之灾；战后日本投降后，美国要求日本全面“去中国化”，于是日本加速了废除汉字的历程，日本文字和书法成功地进行了“去中国化”——中学课本中很少有汉文诗文，年轻学生对汉字和汉字书法日益疏远；新加坡政府机构等多通用英语，学校也以英语为教学语言，书法在这个重视英文轻视汉语的国家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仅仅在一些华人社团中作为国粹保存着一线命脉。可喜的是，随着中国作为经济军事崛起的大国，其大国地位获得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认同，于是中国文化和书法重新获得了周边国家的重视。尽管“去中国化”的论调仍不时地冒出来，但整体上“再中国化”已然成为中国周边国家逐渐明晰的基本文化战略。
其二，形式上将西方现代性无限拔高，将中国风格整体贬低，将西式美术风格全面强加在书法形式上，突显“现代性”的霸权话语，从而将书法形式“去中国化”，甚至将书法全盘西化式地装置化、拼贴化、、肉身化、行为艺术化。文化界和书法界的一些全盘西化者，无视中国大国崛起的事实，坚持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听到“中国元素”就指责为封建保守，见到“中国经验”就称为民族主义，谁提出“书法文化身份”就给谁扣上“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谁坚持“书法文化输出”就认定谁“反对现代性”。这种文化虚无与文化失败的情结与“去中国化”的逻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其三，认为中国历史和当代上没有任何创造，甚至认为当代中国没有思想体系。英国撒切尔夫人最近说，中国不会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播撒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她从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看中国，认为即使中国在巨大的经济崛起中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物质生产大国，在精神文化生产和创新乃至输出上仍然是个无需重视的小国。有的西方人认为：“现在的文明成果比如小到牙刷，大到宇宙飞船，没有一个是中国人最先发明创造出来的。中国人的探索精神实在太差”。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立场是为害颇烈，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偏执症和文化冷战心理作祟。这种在思想体系上的“去中国化”，值得中国文化界艺术界关注。
中国书法文化形态何处去的问题，不仅关涉到中国文化艺术的和平发展，也关系到中国书法经验的世界化认同。从书法与文化输出、书法与中国身份、书法与东方形象这一更大的文化语境上看，一手拿枪一手拿《圣经》的西方征服者，通过战争获得了西方文化话语的高势位，迫使包括书法在内的中国文化全面失效，并一直游离在全球化文化话语规则制定的边缘。如今，中国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意识到中国不应该满足于人类物质生产加工厂的地位，而是通过个体的文化修为，促使民族文化逐渐走向自觉自信从容高迈，不再渴望中国文化走向“西化”，而是渴望中国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在差异性文化中互补中，提升人类内在心灵境界。
书法作为大国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应该在当今文化重大转折中凸显中国文化立场。新世纪的国际文化景观是：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这无疑是国际文化未来的大格局。对此，我们应该在可持续的文化发展和精神生态平衡中，将东方书法文化的和谐精神不断播撒整个世界，在中国书法文化的世界化进程中，使中国书法文化整体创新成果逐渐世界化，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东方精神元素。
我们必须终止文化上的“去中国化”，而开始文化的“再中国化”，让中国书法文化和其他东方艺术一起，成为影响和引导这个世界前进的优秀文化力量；认清“去中国化”在半个世纪的种种严重危害，弄清其根本问题的深层症结所在，切实地提出中国书法文化输出的战略纲领。
无论如何，中国书法再也不能“去中国化”了！

二 书法的消解经典与再创经典

“经典”在中国历来是一个“大词”。无论如何，它所具有的神圣性和标准性使其具有了一种独特的话语权、一种使一切非经典力求超越自身而向上跃升的动力。然而近二十年来，经典似乎也走下了“神坛”，变得不那么至高无上，不那么可望不可即。其僵硬的边缘已开始软化、相对化，甚至在商品大潮中还不断被消费化、炒作化。如今，似乎已不再有书法经典尺度，相反倒是书法自我命名或经典通涨的观念进入当代书法之中，书法经典的意识在消费的浮躁中和世俗的言路中丧失着自己的品格和尺度。
然而，经典作为一种尺度仍然存在于每个书法家的心灵中，甚至连“反经典”的游戏书法也内隐着经典的尺度。只是这尺度的深隐使得人们书写时总做出一副休闲式做派或前卫姿态的个人秀，那些西化式的书法在修改中国书法经典内涵的同时，正盼望着成为这个无经典时代的“经典”。
在我看来，当代书法文化发展的关键是“走近经典”。在中国书法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西化浪潮之后，应该重新检讨中国书法的精神价值取向维度，从书法行为艺术和全盘西化的书法盲视中走出来，重新“走近经典”“走进魏晋”的文化高度和精神厚度。但仅仅走近经典是不够的，要使中国书法成为中国文化的话语形象，必须发掘中国文化精神的本源，重申中国书法文化的“守正创新”和不断世界化的新战略。
几年前，我提出“文化书法”观念，进而提出要不断“走近经典”, 不断创意经典, 从而创造出书家自己的经典。走近经典, 为了继承；创意经典, 为了图新。在提出“走近经典”以后，我又进一步具体化为“走进魏晋”、“创意经典”、“书法原创力”、“书法输出”等，表达了我对中国书法界整体高于并超越前人的书法观念、书法形态、书法技法、书法传播的某种文化期待。“创新”是生命精神喷发状态，而“原创力”是文化生产力，可以表征大国书法形象。在全球化后现代语境中，新世纪中国书法应在当代中国书法流派众多的话语角逐中, 超越西化跟潮的流派横向移植, 超越五四情结的现代性诉求, 超越技法结构层面的艺术话语, 坚持以文化为心性的书法文化本源。
坚持只有“走近经典”、“走近魏晋”、“创意经典”，从大量古今优秀作品中吸取养分, 再结出自己的新果来, 按照这样的书法理念创作出的作品, 才可能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并能揭示出当代艺术精神的症候。我坚持认为：中国书法文化对传统的精神传承和文化创新的同一性，在于强调“走近经典”。走近什么同时意味着远离什么和走出什么，“走近经典”就是要从一个世纪的文化虚无主义中走出来，从主体性的误区——小我一己的狂妄中走出来，远离虚无与小我，走近中国“书法经典”，对“书法经典”保持尊敬并加以传承，对“历史辉煌”的时代加以接气并重新阐释。
在中国书法史上，魏晋书法前所未有地充满强烈的个人生命气息和饱含生命体验的个体精神。近些年来，书法界将眼睛盯着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的书法，在商业层面更注重其拍卖价值，从而将书法与金钱的关系更为刺目地凸显出来。在艺术层面片面抬高“怒笔木强”、“武夫桀颉作气势”的犷悍怪诞书法，而遗忘了更为经典的魏晋书法韵味及其文化精神传统。书法真正人文自觉时期是在魏晋时期，韩国、日本的书法都是受中国的影响发展起来的，现在他们对书法的热情高于中国，对书法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高于中国，国家和社会对书法的拨款资助力度也高于中国，已经显示出巨大的书法国际差异性。
当代书法过分商业化和怪异化现象是值得反思检讨的。中国书法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注定了要将传统具体化凝练化为流动的生生不已的新传统，清末康有为用碑学对抗帖学的二元对立做法，随着时代的发展显示出不少弊端。今天的大国书法追求的书法气象风骨，应既包括魏碑的方正雄强，也包括晋帖的萧散通脱的风度；既有当代人的现代感的线条墨韵，也有民间生动有趣的拙朴意态。优雅的“晋韵”与文化含金量很高的“二王笔法”已然成为中国书法的格高韵深、直观玄远、生命体悟的代表，“魏晋风骨”使得书法成为人寄情抒怀的精神慰藉和追求高迈人生理想的文化载体。
在我看来，书法之所以看似简单却颇不易把捉论列，在于书法不仅呈现为某种艺术审美形态，而其深蕴着文化哲学精神。只有深刻地实践体验，再迭加上升华的哲学思维，才能反观到书之道的微言大义，才能真正领悟书法之道与人格之道紧密相关。
创新经典是新世纪中国书法的文化战略。当代书坛中有很多值得研究的现象：先锋书法主张取消书法的文字载体，完全依赖线条和墨像来传达一种书法理念，这类书法夸大了书法符号中的能指部分，取消了所指部分，或者使之变得模糊难辨；行为艺术中的书法实践将书法定义为“笔墨在纸上的运动”——有人蒙上双目手执双管表演双管齐书，还有人用嘴咬住毛笔写字做秀，等等。这里牵涉到很多问题，一是书法传统的继承和创新，一是“书法性”的问题。可以说，行为艺术中的书法实践将书法定义为“笔墨在纸上的运动”，书法偏离了它的原有含义和内在规定性，成了一种事件性行为。
当代书法应该多元化，但是多元不应没有文化主调！我们应该在走进经典中重新体认发掘书法经典的当代意义，进而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经典。应从书法自觉和生命自审的晋帖魏碑唐法宋意中寻找书法文化基因，将魏晋风骨唐宋意韵作为审美风范整合进今日书法对文化传统的延伸中，使得书家在书写创新中融入自身生命对书法文化密码的理解，在书写中展现强烈的自我人格精神投注，从而将书法看成涵养人文情性的一种重要方式。简淡流美的书风带来的是新的生命境界，不滞于物的人生才是破除消费主义迷障的绝好方式，这也是“文化书法”特别强调走近经典走进魏晋的初衷。
在当代书法的文化定位这个书法发展的基本问题上，我认识到书法原创性和寻找国际审美共识是当代努力的方向，只有真正走近经典的书法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书法大家，也只有不断创出新经典的原创型书法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书法大家。换言之，当代中国书法重要课题在于在自身创新中寻找一种国际性的“审美共识”——把结构张力、笔墨情趣以及幅式变化这些语言从本民族传统的审美空间扩散到更大的现代文化空间中去，形成一种国际性书法审美形式通感或基本共识。这就要求我们要借鉴西方一些现代艺术的形式通约，融入本土文化内容，使之充实而具备现代形式美感。在这个过程中，内容将更多变成意境，形式将更多变成语言，最终达成新内容与新形式的完善结合，变成国际性的具有审美共识性的书法美。这表明从本土主义文化出发，应该提出世界主义的书法观。就是说，书法不仅仅是东方化的审美需要，也是整个人类的审美需要。

三 书法的技近乎道与守正创新

书法对西方艺术家来说，其抽象性和激情性具有不可忽略的吸引力，能让西方人在目击道存中直接感受到东方艺术魅力。但这也给中国书法界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书法，是否仍然跟着西方美术实验走，是否还步亦趋地按照西方的美术规则、形式结构去追逐。是否应当反思行为书法、观念书法、现成品艺术、涂鸦艺术、构成物艺术等究竟给东方书法带了什么命运？究竟为书法注入了何等精神元素？
在我看来，中国书法不应在美术化的道路上因袭下去，而应从自身发展本体依据出发，寻找到一条传统和当代结合的最佳道路，创生出具有东方审美意识和西方大众能够接受的新世纪书法形态。这就要求我们在传统中创新，在走正道大道中开拓新的境界——“守正创新”。换言之，传统是首要的本体论命题，创新是在它的价值论命题。
对书法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艺术的理解，关涉到书法本体论与书法身份的问题。应该说，书法面临两个极点，一极是“文化”，一极是“技法”。书法在文化和技法这两端之间寻求重心平衡。
其一，书法书写的内容是文化——文字魔方、经史子集、名言警句、文化感悟等。可以说，书法是文字的书写，不管是汉字还是日文、韩文甚至西文，都代表了该国家民族文字经验和精神经验的积淀形式，即通过形式表达了中国经验、韩国经验、日本经验的内容。书法书写的内容不外乎古往今来哲人睿智的哲诗或智慧话语，这当然是关乎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身份的重要话语。
其二，书法的形式不仅有笔法、章法、墨法等，还有黑白对比、强弱对比、结构对比等艺术辩证法。而且书写装裱形式、文房雅趣布置、张挂的空间文化氛围等，代表了书法家和欣赏者的审美趋味和人生观价值观。尽管这个层面是以技法为主，但不难看到，这个层面仍然洋溢出浓郁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要素，是贝尔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非常靠近文化一端。
在我看来，书法是通过一定技法的文字书写所获得的结构化的文化精神形态。这意味着：首先，书法初级阶段面对的主要是“一定的技法”，技法是书法初级阶段的表征，是到达文化大道的基础和关键；其次，书法中级阶段，则是“文字书写”中的“结构化”，是“由技到道”或“技近乎道”中介环节；最后，书法最终要达到的高级阶段或最高境界，是超越了技法之上对“文化精神形态”的呈现——无法而至法的文化之道。
一言以蔽之，书法本体是运用技法又超越技法之上最终达到文化精神内核的艺术境界。我体认到：在全球化的理论播撒和理论旅行中，中国不应该成为被动的纳受者。中国同样应该在全球化文化互动中从事理论播撒和输出新理论，形成双向的“理论旅行”。一种对等互动的“旅行”，使本土文化艺术和理论反思能够真实地发生和生成在这片厚土之中，完成从一个世纪的拿来主义之后的文化输出主义。在书法创作方式，书法本体结构、书法接受方式、书法传播机制、书法价值功能都产生转变的时代，真正的书法文化前沿践行者，当通过自己的笔歌墨唱，为新世纪中国书法文化实践和理论的自我创新和输出，提供坚实的书法文化观念和价值重建地基。
必须承认，在全盘西化的书法文化虚无主义中，实行“走近中国书法经典”是艰难的，因为以书法个体的眼光确立经典确乎带有文化层面的冒险性。但是理论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在价值平面化模式重树书法经典的尺度，并通过严格的淘汰提升“书法经典”的地位，进而坚持在传统经典基点上，全面开始新世纪中国书法经典的创造，并从中产生新时代的书法大家。可以说，在中国书法普及了二十年以后，应推出一大批文化书法精英。只有中国书法大家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了，才可能对日本、韩国、东南亚形成更大影响，才可能从发现东方文化的精髓到推出一个新的理念——中国书法文化的输出。创新经典是新世纪中国书法的文化战略，这意味着，新世纪书法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走出去”而成为世界的！